亚当•斯密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矛盾性把握
聂文军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邮编：410081）

摘要：经济与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是经济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产生“亚当•斯密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斯密本人对经济与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把握存在着矛盾。准确揭示斯密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真实看法，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亚当•斯密问题”和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历史性。
关键词：经济与伦理  经济学与伦理学   “亚当•斯密问题”

经济与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是经济伦理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经济与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相互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它们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现实与逻辑的辩证运动，在现当代，经济与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出现了相互需要、相互结合甚至相互渗透的趋势。与此相关的历史理论资源的重要性便愈益凸显出来。亚当•斯密的理论思考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在外在的形式上，斯密为我们提供了相互分立的表述经济学思想的《国富论》与表达伦理学思想的《道德情操论》；另一方面，在思想内容上，他对经济与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看法又极为矛盾。可以说，他从未明确地直接地对经济与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阐述自己的看法。曾深研斯密著作的德国经济思想史学家奥古斯特•翁肯（August Oncken，1844—1911年）不得不承认，“斯密真的从未讨论过他的两部主要著作之间的关系。这的确是实际情况。”[1]正因为这些因素，才引起了人们对这两部著作之间关系的猜测和思索，才引发了斯密之后不绝如缕、持续百年的“亚当•斯密问题”——斯密的经济学与伦理学，其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是否一致，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的问题——的探究。要正确地解读“亚当•斯密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斯密自己对经济与伦理、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真实看法。
一、斯密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对立看法
1．斯密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对立看法
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斯密所论及的经济与伦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与伦理，而是特定的、新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与资本主义的伦理。斯密自己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看法，实质上是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和适应资本主义经济需要而产生的、由资本主义经济所决定的伦理这一客观的全新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斯密对这一客观的经济与伦理关系的认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历史性。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对英国近代自霍布斯以来关于人性论、道德情感论的历史性争论的批判性总结；其《国富论》是对前此的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先驱的经济思想的划时代的总结。他所处的时代属于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奠定在自己真正的物质基础——机器大生产——之上。要说他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看法不存在任何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那是不现实的和不合逻辑的。因为单是在其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中就充满了矛盾；仅仅就他关于价值的观点而论，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十章（《反杜林论》中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这最后一章，是马克思写的）中就指出，“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对立见解的痕迹’，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那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必然要摸索、试验，同刚刚开始形成的观念的混乱状态进行斗争……”。[2]而且斯密在研究的方法上同样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并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3]由此可以看到，要说斯密在资本主义经济成长为整个社会的基础的转变过程中和学科分立分化的开端之际，就能够明确地、一贯地、毫无对立地阐述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伦理的关系，这无疑是把斯密的思想理想化、把斯密拔高的一种做法。而认定斯密主张经济与伦理截然对立、毫不一致的观点，那又是没有深入考察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在内容上的紧密联系、没有看到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与伦理学建设的历史性贡献的结果；这是对斯密的误解和贬低。无论是过去长期存在的主张斯密的两种人性论截然对立、《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相互对峙的“传统信条”，还是现当代的关于“亚当•斯密问题”是一个伪问题的基本共识，对“亚当•斯密问题”的这一类非此即彼的不同看法都只是分别看到了斯密对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矛盾性把握的一个方面。
斯密固然承认经济与伦理的一致性或统一性，但他对这二者关系的把握在不同的条件下有着很大的差别。他在进行伦理学的叙述时，把伦理置于首位，使经济的因素服从于伦理的规范和考虑，经济只是人们用来满足其道德情感的手段；而在转入经济学的叙述时，则又把经济的方面放在第一位，从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合理性来阐释相应的伦理规范。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幸福是人们生活的目的。要成为幸福的人，自然离不开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人们的道德上的尊敬、感激、肯定和赞同。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地位只是为了获得这些美好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评价。因此，在斯密看来，道德的情感与价值高于经济，经济只是实现伦理价值的手段。他认为，人们的物质层面上的需求是有限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就足以提供丰裕的生活；那么驱使人们孜孜求利的是什么呢?是对“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4]的心理上的、道德情感上的渴望和期待。正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和转变，使传统的等级、门第和特权失去了往日的荣光；社会的道德评价转而钦佩富人、轻视穷人，财富和经济地位成为人们赢得他人道德上的赞同和尊敬的愈益突出的手段，人们才开始追求物质财富。现在，“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便是人们同富者、强者的一切激情发生共鸣的这一倾向。”[5]新的等级区分和社会秩序的形成立足于人们的经济或财富的差别，人们的道德情感的评价以富者的情感为转移，“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也是因为他感到，在所有这些由于他的有利地位而很容易产生的令人愉快的情绪（agreeable emotions, 也可译为令人愉快的激情或情感）之中，人们都倾向于赞同他。”[6]在《道德情操论》里，斯密把得到人们的肯定、赞同、钦敬这些道德情感上的需要看得高于和重于物质生活的需要，经济成为人们实现自己的伦理目的和伦理追求的手段。就斯密自己来说，他“‘始终认为他的《道德情操论》是比他的《国富论》卓越得多的一部著作’。斯密用了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对《道德情操论》实际上作了一次改写，从而被拉斐尔公正的认为该书的第6版‘实际上是一本新书’。斯密的伦理学在《国富论》中当然不是中心议题（尽管这是不断地作为先决条件的）。但他以毕生发展了他的道德观念，并且在他完成了《国富论》后又回到道德观念上去了。”[7]在他的内心里，他认为伦理高于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不能逾越伦理的规定、必须符合伦理的要求。虽然斯密在《国富论》中把个人的自利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在《道德情操论》中，他阐明了利己的个人怎样能控制他的感情和行动，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动，以及他怎样感到为建设一个社会有确立行为准则的必要。”[8]这表明，斯密力图让人的自私或利己的部分受到道德情感的控制，社会的道德评价、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道德情感是裁抑个人的利己行为的根本尺度。可见，斯密把伦理视为经济的目的和价值所在，他的伦理学成为其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可是当斯密进入经济领域，着手经济学的著述时，他把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地位似乎作了一个彻底的调换，是经济的内容决定和产生着伦理的要求、伦理服务于现实的经济需要；经济是伦理的基础，伦理是对经济的辩护和维护。在《国富论》中，斯密对交换、分工和“看不见的手”在社会经济的运行、市场资源的配置上所发挥的作用及其伦理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说明，从经济运行的合理性、必然性引申出伦理的规定和要求。社会的分工提高了各个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增加了商品品种和财富总量，“于是，社会各个阶级普遍富裕。”[9]分工促成了社会的巨大进步，这无疑具有着厚重的伦理价值。由于交换成为商品交换，出现在商品交换中的常常是两个相互陌生的“陌生人”，他们是各自产品的所有者，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交换；交换双方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或其他的社会等级关系。如果交换者无视对方的需要，不尊重他人的自利目的，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自利要求，自己的需要也不能得到对方的尊重和重视。因此，商品交换内在地包含着自由与平等的规定；只有尊重、维护和实践了商品交换中所内在包含的自由、平等这些客观的经济关系，才能完成商品的交换。因此，平等、自由的客观内容必然反映到人们的主观上来，只有人们自觉地去顺应、尊重这一客观的关系，交换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平等、自由不仅是经济生活之所必需，而且必然成为人们道德上的应当。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个人的利己活动所带来的他人的、社会的整体利益（福利）的改善和提高，要比过去任何时代所倡导的从道德出发的主观为他人、主观上利他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社会福利要大得多。在过去的一切时代，经济活动被要求从道德出发，经济活动受到社会道德的控制，认为只有从社会道德出发的个人的经济活动才会消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斯密认为，随着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出现，由于“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机制的作用，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所连带造成的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要比以往任一时代的从利他的道德动机出发的个人经济活动对社会整体福利的推进更有效率。因此，“看不见的手”所具有的伦理价值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直接从道德出发的东西。在以往的时代，是道德制约着经济、调控着经济，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内在运动所形成的合理的和谐的秩序本身就具有着强烈的伦理性质和伦理上的优越性，是新的经济运动内含着、内生着新的伦理。斯密在1790年增写的《道德情操论》的第六卷里，基本上围绕着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来阐述谨慎、正义、仁慈等德性。
 斯密在进行经济学的叙述时，总是把经济放在首位，伦理从属于经济。“斯密一直是在伦理和经济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结合的事实中，不，毋宁说是在经济事实中寻求伦理的基础，想在贯穿于后者的事实中发现伦理，并在其中探求新的美德产生的场所。”[10]在《国富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密总是从经济生活本身的运动，从经济的必然性来阐述这一经济形态所应有的、所必然要求的经济秩序和伦理秩序，阐明自由、正义和个人自利的伦理性质，并在《道德情操论》中首次明确地把谨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美德予以提倡和肯定。“亚当•斯密所说的伦理与经济一致，只是在将他的伦理思想和经济理论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考虑的情况下，即只是在将它同18世纪中叶新兴‘市民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的情况下才能够理解。”[11]在新兴的“市民社会”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大多数生活需要的满足都必须通过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才能得到实现，每一个人的生产活动或职业活动成为他们的谋生手段。在市场交换的条件下，每一个人出于利己的经济活动不仅维持着自身的生存和生活，而且成为他人满足生活需要的手段，利及他人。这样，在个人的利己活动中或个人利益中，就内在地包含着社会的和他人的利益，从而使个体的经济行为具有超出个人范围的社会性质，具有着伦理道德的性质和内容。“在亚当•斯密看来，伦理不是同经济对立的，毋宁说它是对经济有利的 ；伦理不是处于同经济对立的地位，而是存在于经济本身之中。”[12]在亚当•斯密的思想中，经济与伦理并不是两个相互外在的对立的东西，既不是经济与外在于经济的伦理之间的对立，也不是伦理与外在于伦理的经济之间的对立；经济中蕴涵和产生着伦理，伦理中渗透着经济的内容和要求。资本主义的经济与其伦理在现实历史的起点上，经济学和伦理学在学术思想的逻辑开端上，都处于相互一致占主要地位的统一之中，其内在的差别、对立尚未展现、展开和实现出来。
在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与伦理主要处于相互一致、相互维护与相互肯定的时期，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经济形态迫切需要与之相应的伦理体系为之服务。斯密认为经济与伦理之间具有着一致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内在的对立，但那是次要的。从斯密对《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修订便可窥见其内在的矛盾、彷徨心境。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6版里完全从无到有增写的部分有两处：其一是第一卷“论行为的合宜性”中的第三篇第三章“论由钦佩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所引起的道德情操的败坏”，另一处是整个第六卷长达74页的“论有关美德的品质”这一部分。在第一卷第三篇的第三章里，斯密指出，“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虽然为建立和维持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所必需，但同时也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13]斯密似乎已经看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切都会被商品化和货币化，人们从社会上所得到的尊敬和敬佩不再是依据一个人的美德和智慧这些内在品质，而是根据一个人所拥有的外在的物质财富和地位来确定。追逐财富、嫌贫爱富的心理，以至使“罪恶和愚蠢也不是唯一受到轻视的对象”，以至“强者的罪恶和愚蠢较少受到人们的轻视”；正如卢梭悲观地认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并不能“敦风化俗”一样，斯密也深感经济的进步也会导致道德情操的败坏。一方面，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主要从经济生活的需要论述了谨慎、仁慈、正义等美德的产生及其必要性，在《国富论》中又从经济生活及其运动的合理性、必然性强调了对自由、正义、节俭等伦理规定的强烈需要；另一方面，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又看到了对财富的追求常常会引起道德情操的败坏，在《国富论》中也指出了只求利己的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和社会大众的欺骗。虽然斯密赞赏中等和低等阶层的状况，因为“在中等和低等的阶层中，取得美德的道路和取得财富（这种财富至少是这些阶层的人们能够合理地期望得到的）的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极其相近的（are very nearly the same,也可译为“几乎是相同的”）。[14]在所有的中等和低等的职业里，真正的、扎实的能力加上谨慎的、正直的、坚定而有节制的行为，大多会取得成功。在斯密那时，作为生产主体的“经济人”主要是作坊主、手工工场主、独立的个体生产者、下层平民即雇工等；就他们当时的心态来看，他们只求丰衣足食，并没有去奢望获取巨额的财富。因此，在他们那里，“经济人”具有着与之相应的道德性。但这一阶层并不是一个稳定的阶层，他们必然发生分化。斯密虽没有明确提示“中等和低等阶层”在经济地位和道德追求上分化的必然性，但他已经指出了对于社会而言所存在的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的不一致性，“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15]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斯密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经济与伦理的对立，并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新经济与旧的传统道德之间的对立，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因其内在的必然性所导致的与其自己的伦理道德之间的对立。不过，资本主义经济与其伦理之间的对立，在斯密的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还处于潜在的萌芽状态，至多在社会中有一些零星的、并非普遍的表现，远远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与伦理关系的主要方面。
斯密在经济与伦理关系上的这两种正相矛盾的观点，并不是一个历时性的转变，而是一个共时的存在。虽然斯密在最初发表《道德情操论》时，把伦理的价值置于崇高地位，在出版《国富论》时则又把经济置于首位，但他并未因此而否定先前的观点。因为在这两部著作发表后，斯密对它们进行了交叉修订（《道德情操论》于1759年首次发表，1761年、1767年、1774年、1781年、1790年修订出版；《国富论》于1776年初版，1778年、1784年、1786年、1789年修订出版。），并没有改变它们各自的基本框架和基本观点。
斯密在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上存在的矛盾性，并不完全是其主观上的、逻辑上的矛盾，而是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具有客观基础和客观内容的矛盾。斯密既处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伦理生成发展的起点上，又处在近代学科分立发展的起点上；虽然他实际上造成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体系分立，但他自己并未把它们视为各自独立的一门学科。“事实上亚当•斯密无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广义上的哲学家，虽然不象洛克、贝克莱和休谟那样对认识论感兴趣，但是更加深入于社会和法哲学以及道德心理学。斯密的一生，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哲学家的气质。”[16]可见，在斯密自己的心目中，他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密切联系的统一体；而他的著述的各部分，特别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客观上却蕴涵着内在的差别和相互背离发展的趋势。造成斯密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矛盾看法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所处时代经济本身的作用及其地位所特有的成长性、过渡性。
2．斯密时代的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作用与地位
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经济领域在整个社会生活整体中的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经济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并不就是人类生产的全部；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内容除了我们所一直肯定的经济方面的物质生产以外，还包括着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把单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即社会的经济内容不论时代、不加区分地一律视之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基础，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极大误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7]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口的生产共同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状况。越是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期，经济的内容及其作用便愈小，而人口生产的作用便愈大；而愈是往后，经济因素的作用便愈大，而人口生产的作用便愈小，并愈加从属于经济的因素。可见，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领域在整个社会整体中的地位、作用是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内容的充实和展开而不断地上升的。只有在成熟的、发达的商品经济的时代和社会里，它才取得了对全社会的统治地位，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中心和核心。
在远古时代，即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隶属于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因素处于从属的地位，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直接决定了整个社会的面貌；在封建社会，经济的因素与人口的因素保持着一定的平衡，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繁荣，而人口生产的状况也会极大地促进或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可谓势均力敌，悬殊不大；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社会里，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大机器的以蒸汽为动力的时代才突破了自然界对人类物质生产的束缚，而使得经济生活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主宰。“在中世社会，宗教生活是至高无上的，经济生活则如同教会法的精神所显示出的，是应该受到轻视的行为。在近世初期，政治是最有价值的生活，经济生活则如同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所反映出的，是为政治效劳的奴仆。到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经济才开始具有其本身的世界和领域，显示出它的活动的规律性，并以其受到尊重表明它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很大的价值。18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已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且逐渐成熟为可以动摇它的重要因素。”[18]社会的经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着自身规律性的系统或体系，只有在商品经济的发展时期才开始呈现出来，也才开始真正受到社会大多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斯密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与中世纪社会有着质的不同的时代，这一新型的形成发展中的“商业社会”或市场经济的社会，其显著特征是“经济活动范围的独立化”[19]；而在中世纪社会里，人们常常“无法把经济活动本身的正常范围从其他社会生活中识别出来。”[20]“但在新型的市场社会中，经济生活已与社会生活分离开来，生产和分配过程明显地不再与流行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习惯融为一体。经济生活本身开始成为一个具有明显自身特点的生活领域。”[21]这表明，在近代社会里，经济本身已开始成长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对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支配权。“经济竞争不仅调节社会经济生活，而且也以‘优胜劣汰’的原则重新调整和安排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芸芸众生命运的，不再是出身的门第。……整个社会都围绕着做生意和最大限度地谋取利益来运转。追求财富和物质成功已成为人们最痴心的事情。”[22]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则指出，即便在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发展初期，“当时人民经济生活还是从属于政治生活”，[23]经济生活和经济领域虽然开始在实际上取得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地位，但这一变化的结果还没有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政治生活还保持着既有的惯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居于社会生活的主导方面。斯密所处的时期，商品经济开始成为社会经济领域的主要内容，社会的经济正处于由过去一贯松散的缓慢发展的状态转变为内在紧密联系的、显著快速的发展状态，由过去从属于社会其他方面的地位或隐性的、潜在的基础性地位转变为对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具有支配性的、显性的、现实的基础性地位。社会经济的作用和地位这一正在发生和进行之中的历史性转变，深深地影响到斯密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把握，或者说这正是他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把握具有着过渡性、矛盾性特征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因素。
二、斯密对待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矛盾心态
1．斯密时代的学科发展的特殊性
斯密的时代，正是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或学科体系形成和初创的开端。现代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卢克斯(Kennth Lux)指出，斯密时代的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与我们现在所说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有很大的不同，“在斯密的时代，它是一个由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四个领域组成的一个很广泛的领域。要是我们打算对什么是那时的道德哲学用现代的术语给它贴上一个标签，对我们来说那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也许与之相当的最准确的名称是很宽泛地构想出的人文学或人文科学（the humanities）。”[24]“斯密讲授的道德哲学近似地等同于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他把它分为四部分：自然神学——一般说来与宗教无关，是无神的宗教，伦理学，法学和‘权宜之计’，即政治学和经济学。”[25]斯密时代意义上的包罗广泛的“道德哲学”现在已经没有或不存在了，斯密时代的伦理学(ethics)即是我们现在的道德科学或伦理学；我们所说的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并不是斯密的道德哲学与其经济学的关系，而是作为其道德哲学组成部分的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在他那里，这两个组成部分都没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体系上的完整性。斯密的时代，科学的分化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分化正处于将分未分的关键时期。那时并没有专业的经济学家，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学科，“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象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以及象托马斯•莫尔、坦普尔、萨利、德•维特、诺思、罗、范德林特、康替龙、富兰克林一类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特别在理论方面进行过研究并获得巨大成就的，是象配第、巴尔本、孟德维尔、魁奈一类的医生。”[26]，“在斯密的时代，并没有我们现在称为经济学的那样一个领域。实际上，经济学这一领域要把它的起源归功于亚当•斯密。”[27]直到二十世纪初，经济学才完全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03年马歇尔的努力获得了成功，独立的经济学院与经济学学位在剑桥大学诞生了。在剑桥大学的带动下，其他学术机构纷纷成立，经济学学科开始闻名于世”。[28]由此可见，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经历了多么漫长的时期。
2．斯密对待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矛盾心态
就其主观上而言，斯密认为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  它们都是其“道德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的著述和写作客观上又蕴涵了使经济学和伦理学存在一种分立的、相互背离的、“分庭抗礼”式的发展趋势，即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相互分离、相互独立的趋势。
亚当•斯密首先在体系上、形式上实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立，让它们各立拥有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经济学的论述中不让伦理的内容过多地渗入，以保持经济学的连贯性、统一性；在伦理学的著述里侧重于伦理的本身，把经济的因素弱化到最低限度。“例如，在《国富论》里，没有一处提到了《道德情操论》；在《国富论》里，没有任何地方论述了《道德情操论》中所拥护的观点——即正义、仁慈、谨慎和自我节制这四种主要德性必须在有德的人中得到平衡；在《国富论》中，没有任何地方暗示了仁慈与自然的或道德的动机有一点点关系；人们在《国富论》中到处都找不到对人类良心、公正的旁观者或公正的旁观者程序的讨论；最后，在《国富论》中没有出现斯密式的同情或者完全构成了《道德情操论》的核心特征的相互同情的愿望”。[29]斯密不仅在形式上力图把二者完全隔离，而且在内容上也尽力使经济学与伦理学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斯密看来“政治的领域即国家有‘对我们国家的热爱’作为其基础，正如道德的领域有仁慈作为其基础、经济的领域有自爱作为其基础一样；并由此各自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形式。”[30]不同的现实领域各有其自己的基本原则。斯密力图在其著述中，以一种专业的态度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根据各个研究领域自身固有的性质和规律来考察，让它们相互之间互不干扰、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对道德情操的分析，说明了他为什么认为对待社会的仁爱不能成为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是驾驭经济社会的动力。他的经济学表明，人类大众，在涉及政治经济学的事情方面，是怎样严格地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事而导致一种无意结果的典型事例的。”[31]他在1790年《道德情操论》的第6版中，认为仁慈或仁爱虽然是一种最为高尚的美德，但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由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每一个体对物的直接依赖愈益增加而对人的直接依赖日益减少，仁慈美德逐渐地失去了其发挥作用的广大空间，不知不觉地淡出社会经济生活的领域和舞台并退出道德生活的中心位置。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遵循着自利原则而行动的结果能自发的、自动地、不假外力地造成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国富论》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以及它的成功“正说明了，政治经济学有了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斯密本人并未认识到这一含义，仍坚持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是‘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的一个分枝’；他本人在法学和道德哲学方面的创作使他不愿意放弃更为宽广的知识体系，而政治经济学便是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构思出来的。当单一的市场概念使得分析立即有可能达到如此广泛和如此完备，至少有理由设想，《国富论》所提出的正是一门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科学”。[32]正是在现实的社会经济领域开始呈现出其独立性、统一性和规律性的特征时，斯密以市场观念为中心，充分把握了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紧密联系，从而努力使反映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斯密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经济学体系的建构所具有的客观意义和历史意义，仍按照当时的传统，把政治经济学作为广义的道德哲学的一个部分或分支而从属于道德哲学。实际上，“斯密显然认为《国富论》的力量是，它说明了一种在道德上所希望的协调，往往是一种无意结果的事例，并且是与同情观念无依赖关系而被确立的。请立即注意，没有任何东西比起斯密希望建立一种‘没有价值观念’的经济‘科学’这种主张更可能是属于一个小学生闹的笑话了。相反，他的目标正是要表明自然的经济协调丝毫也不靠人的仁爱，一切靠神的计划的运转。”[33]斯密的经济学并不是后世的那种所谓的价值中立的纯粹的数理化的经济学，而是由其浓厚的价值观念所支配的经济学；他的经济学所描述的经济状态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秩序的社会经济状态，而不是由人为的道德所支配的社会状况。社会经济系统的自发运行无须以往的社会道德的参与就造成了以往传统道德所期待的社会和谐的目标，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根本的、本源性的部分，甚至适应着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的伦理观念也必须居于从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二性的地位；社会的经济体系会按照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独立运转。他的思想中虽然蕴涵了这些革命性的内容，但他并不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是隶属于一定的价值目标之下的子学科；从《国富论》中特别是从他对待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地主阶级——的态度中，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其经济思想背后的价值观念。
斯密虽然实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在理论体系上、形式上的分立，但从他的主观上来说，他依就把他的经济著述与伦理著述视为统一的“道德哲学”体系的共同组成部分；斯密虽事实上造成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立分化，但在他的思想中不仅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他的行为的意义，甚至仍固守着他的诸学科融为一体的传统观念。奥古斯特•翁肯（August Oncken）指出，“当然，特别是在他人生较后的几年里，亚当•斯密有意识地专注于分别论述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领域，正如古希腊的道德哲学细分为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一样。并且他打算以其各自本有的特殊本质为指导原则来建立每一个种类。然而这只是为了后来更准确更清晰地把每一个部分连接起来。”[34]斯密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分立，但他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他的形式分立所潜藏的巨大价值。事实上，自斯密之后，学科的分立分化在他的垂范下，按照学科分化发展的规律得到迅速地推进，经济学与伦理学基本上各树己帜、各立门户，走上了相互背离或相互疏离的专业化发展道路。
三、理论意义
   斯密对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矛盾看法正是经济学说史上人们对“亚当•斯密问题”——斯密的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是否一致、其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究竟如何的问题——各执一端的内在原因。对于“亚当•斯密问题”存在着两种正相反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斯密的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之间、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具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可以从斯密时代的学科性质、他最初的写作计划以及其对《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多次交叉修订等方面得到证明；此种观点要么以斯密把经济学和伦理学都作为其道德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等看法为根据，要么以斯密所主张的伦理是经济的目的和价值所在为根据，或者以其新经济决定和产生相应的伦理为根据。另一种观点认为斯密在理论著述上把《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相互分开，不让经济学与伦理学相互干扰和渗入其对方的领域，正是他看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差别和对立的表现，甚至有人把他的经济学归结为以自私自利的人性为动力，其伦理学则以同情利他为原则；这一观点以斯密理论表述的体系分立和内容分立为根据。德国经济思想史学家奥古斯特•翁肯（August Oncken，1844—1911年）虽然一度批判斯密的唯物主义性质和其“自由放任”的学说（他把斯密的伦理学说视为唯心主义的），但在仔细研读了原始史料之后，翁肯转而承认其整个理论体系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翁肯从一种观点转到另一种观点，虽看到了斯密思想中的诸多理据，但他仍不愿承认斯密的矛盾。
总之，斯密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把握具有着相当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就现实内容而言，在《国富论》中，虽然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与伦理之间所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对立，但斯密基本上是把二者之间的统一视为主要的，斯密的经济与伦理思想具有高度的、潜在的一致性，体现了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伦理的统一性关系，他把资本主义的伦理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合理性之上，以经济基础来说明伦理规范及其价值；而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又把伦理价值置于最高的地位，经济只不过是其伦理价值观的引申，在一定程度上把经济作为实现伦理价值的手段，使经济的运行服从于伦理的目标。另一方面，就表现形式来说，斯密的经济学与伦理学存在着一种客观的相互离异的对立趋势，事实上斯密已经在学术体系上厘定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各自相互独立的发展领域，并迈出了学术史上经济学与伦理学分化和独立发展的第一步；但斯密在主观上仍把其经济学说与伦理学说视为统一的“道德哲学”的密切相连的两个组成部分，他的分立著述本意不在于造成二者的相互独立，而是为了在“道德哲学”的统一框架之下更好地阐述它们的一致性与连贯性。“他决不会把他自己的工作统归于主要对经济学的研究。他把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仅仅看作社会与人类发展的广泛研究项目中的一个章节，并且不是最重要的章节”，“当斯密临终前悲叹‘做得如此之少’的时候，他当然并不是指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已经打算但未完成更多的著作。斯密及其谦逊地悲叹的，是仅完成了那庞大的哲学——历史研究计划的一小部分。《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过程中扮演了那么重要的角色，这是幸运而意外的成果，……用斯密自己著名的话来说，他自己‘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导向一个并非自己计划中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35]正是因为斯密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把握在内容上与形式上这两个层面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便引发了历史学派所提出的“亚当•斯密问题”的大争论。

                 （聂文军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    邮编：410081）

参考文献：
[1]August Oncken 《The Adam Smith Problem》（1898）——《Adam Smith: Critical Responses》Edited by Hiroshi Mizuta. 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00.第5卷第9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272-27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第26卷第1册，第181-182页
[4]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页
[5]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3页
[6]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1页，参见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Edited by D.D.Raphael and A.L.Macfi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 p51.
[7] 伊特韦尔（Eatwell,J.）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哲学和经济学”辞条，第3卷第926页
[8]转引自欧文•索贝尔《亚当•斯密是怎样的一个制度主义者?》——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7页
[9]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 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上卷，第11页
[10] 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胡企林、沈佩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11]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胡企林、沈佩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12] 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胡企林、沈佩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4页
[13]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2页
[14]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4页，参见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Edited by D.D.Raphael and A.L.Macfie,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 第63页
[15]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6页
[16]特伦斯•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李小弥、姜洪章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2页
[18]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胡企林、沈佩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19]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20]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21]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22]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23]陈岱孙《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24]Kennth Lux《Adam Smith's Mistake: How a Moral Philosopher Invented Economics and Ended Morality》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90.第14页
[25]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晏智杰 刘宇飞 王长青 蒋怀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193页
[26]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677页脚注
[27]Kennth Lux《Adam Smith's Mistake: How a Moral Philosopher Invented Economics and Ended Morality》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1990.第14页
[28]史蒂文•普雷斯曼著《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陈海燕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29]James R.Otteson《The Recurring “Adam Smith Problem”》——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Volume 17,Number1,January2000,第63页
[30]August Oncken 《The Adam Smith Problem》（1898）——《Adam Smith: Critical Responses》Edited by Hiroshi Mizut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2000.第5卷第102页
[31]伊特韦尔（Eatwell,J.）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哲学和经济学”辞条，第3卷，第927页
[32]伊特韦尔（Eatwell,J.）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苏格兰启蒙运动”辞条，第4卷第291页
[33]伊特韦尔（Eatwell,J.）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哲学和经济学”辞条，第3卷第926页
[34]August Oncken 《The Adam Smith Problem》（1898）——《Adam Smith: Critical Responses》Edited by Hiroshi Mizut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第5卷第101页
[35]特伦斯•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李小弥、姜洪章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3页

Adam Smith’s Contradictory Grasp for the Relation of Economy and Ethic, of Economics and Ethics
Kailin Tang      Wenjun Nie
(Ethics Institut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Postcode:410081 )

Abstract: The relation of economy and ethic, of economics and ethics is the important problem of the study of economical ethics. The important cause that formed the Adam Smith Problem lies in that Smith himself had a contradiction in grasping the relation of economy and ethic, of economics and ethics. To reveal exactly Smith’s real view of the relation of economy and ethic, of economics and ethics, will help to understand more profoundly the historic quality of the Adam Smith Problem and the relation of economy and ethic, of economics and ethics.
Key words: economy and ethic  economics and ethics   the Adam Smith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