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天平:资本的伦理效应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4-11-16
  

       当代中国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前提——资本对道德建设到底起何作用。我认为,资本具有不容忽视的伦理效应,这种伦理效应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本文试图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肯定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道德批判为文献基础,结合他的其他著述,在澄清学界“资本非道德性神话”和“资本纯粹是恶”两种认识误区的基础上,分析资本与道德的联结,仔细考察资本的伦理正负效应,并试图提出资本伦理效应的扬正抑负之对策与措施。
    一、资本不是非道德的
    我国学界许多学者从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角度对资本进行过多方面的给人们以深刻启示的探讨,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属非道德——不能对其进行道德评价——的领域。这种观点因为把资本和道德划分为两个不搭界的领域,因而资本对道德建设没有任何作用。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如果资本是非道德的,那就是说只要是在市场经济领域,资本导致的所有后果都是合理的,对它也是无法进行伦理规约的,只能任其肆虐,然而事实上人们已对资本的肆虐行为批评有加。
    资本并不是非道德的。美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德·乔治曾对流行于美国商界的“企业非道德性神话”进行过严厉批评,他认为企业和道德在许多方面息息相关,丑闻的曝光和随之而来的公众反应、环保主义者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新闻媒体对企业在道德中角色的关注,以及有关伦理行为和伦理计划的公司守则大量出现等清楚地表明这种神话的破灭①。我们知道,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资本是市场经济的真正前提,同样也是企业的真正前提。如果说资本非道德,那也就是说企业非道德。可是企业非道德并不成立。因此,资本非道德也不成立。那么资本与伦理到底如何联结呢?
    “资本”一词出现的准确年代已难以考证,大致说来,它出现于17世纪3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不断进化,到今天,它出现了各种表现形态或类别:一是实物资本,主要包括商品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因为商品、资产或社会生产资源、资金或货币等直接就是实物,所以许多文献在解释资本时,都把它当作一种实物。如《牛津英语词典》说:“用于再生产的财富积累”;《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用来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利的生产资料和货币”和“比喻牟取利益的凭借”像政治资本;政治经济学解释为“能够增殖的价值,即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生产要素或经营投入的价值,并可以产品形态和货币形态存在”②。二是人力资本。这主要是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于20世纪60年代把“人力”引入经济学分析而提出的一个新的资本概念,其意是指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所具有的知识、才干、技能、资历等被投入生产经营之中,能决定实物资本的利用率,获得价值增殖和收益,因而人力也是资本。人力资本概念确证了资本的人学维度。三是社会资本。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化学者,如科尔曼、普特南、布迪厄等,出于人际关系、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也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原因,提出了对应于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的又一个新的资本概念,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内涵极为丰富,社会的历史传统、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伦理道德、行为范式、制度结构、文化模式、政策选择等都可以影响经济活动,发挥作为资本的提高效率、实现增殖的功能和作用。社会资本概念极大地彰显了资本的伦理维度。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资本、道德资本概念,我认为它们其实都可以被纳入到社会资本概念之中。
    不管资本概念如何演化,人类思想史上真正全方面地研究了资本并揭示了其本质的,首推马克思及其《资本论》。他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首先是一种商品,但其并不是一个自然物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物质的社会关系。“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③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我们完全可以推知,与资本这种物质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必定会有一种精神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精神的社会关系中就必定包含着伦理关系。因此,资本作为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的载体,必然具有相应的伦理属性,与伦理相联结。那么,资本的伦理属性是什么?
    唐凯麟教授曾经深入地分析过商品生产的伦理属性,这可以为我们分析资本的伦理属性提供深刻启迪。他认为,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产品生产不同,商品生产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即是“一种为满足他人或社会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这种“特定的规定性决定了它首先是一种为他性生产、服务性生产”;但是这种为他性、服务性生产的目的又是为了商品生产者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和商品生产者的利润,因此,“商品生产同时又是一种为己性的生产、谋利性的生产”。这样,商品生产同时具有为他性和为己性、服务性和谋利性的二重属性。伦理学将这种二重属性判定为“伦理二重性”④。
    那么,如何理解伦理属性?“伦理”范畴可拆分为“伦”和“理”两个范畴,“伦”本指人与人之间的辈分或上下、先后、大小、老少等秩序,引申为人与人的关系;“理”是指调节“伦”的道理、规则、标准等。因此,伦理本质上就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伦理与伦理关系是同义语。但是,由于人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伦理关系又是社会关系。
    作为社会关系的伦理关系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客观的伦理关系是“现实的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具有实体性,这样看来,伦理关系就是全部生活,即“现实的家庭、社会和国家等复杂的组织系统,体现为超出个人主观意见和偏好的规章制度与礼俗伦常,表现为维系和治理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现实力量”⑤;主观的伦理关系是人们通过理性和思维从现实的社会结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是思想观念关系,具有主观性。但是,客观的或主观的伦理关系只是思维中的区分,现实中它们是统一的,“是由客观关系和主体意识统一形成的关系”⑥,都是适应于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之需要而产生的。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⑦其中“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领域中客观的伦理关系,“伦理观念”就是调整这种经济关系的主观伦理关系。而“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⑧。因此,所谓伦理,从本质上看就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的意识、规范和活动。这种利益关系由道德来协调,由法律来控制。凡是存在利益关系需要处理和调整的时候和地方,就会有道德和法律的存在,也就会有相应的伦理属性。因此,所谓伦理属性,就是指需要由道德和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属性。
    资本同样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不可少的商品,如果说市场经济下商品生产都具有伦理二重性,那么资本也同样具有“为他性和为己性、服务性和谋利性”相统一的“伦理二重性”。如果说伦理关系是实体性关系,家庭、社会、国家、规章制度等是伦理实体,那么资本也是伦理实体。因为它同样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样需要道德和法律来调整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也就是资本的为他与为己、服务与谋利之间的关系。资本的为他性、服务性就是资本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或者说对他人和社会具有道德上的好和正向价值的属性;资本的为己性、谋利性就是资本有害于他人、有害于社会,或者说对他人和社会具有道德上的坏和负向价值的属性。通过内在地集为他性和为己性、服务性和谋利性于一身,资本与伦理有机地联系起来。
    二、资本的伦理正效应
    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属道德领域,但它本性上就是不道德的,是一种纯粹的恶。这种观点因为把资本本性界定为恶,因而资本对道德建设只有负效应。我认为,这种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如果资本本性上就是恶,那就是说它是要被抑制住、被抛弃的,但为何人们仍然要充分利用它以发展市场经济呢?前文已述,资本具有为他性、服务性的属性,这一属性实质上是资本的伦理正效应。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都肯定资本的伦理正效应,特别是马克思用“资本的文明化”或“资本的文明面”这一范畴来标识这种伦理正效应,“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⑨那么,资本到底有哪些文明面?“资本的文明面……是,它……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⑩马克思向我们宣示了资本的三个方面的伦理正效应。
    (一)发展生产力,造就富裕社会,为道德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1)资本的目的是为了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因而它必然要极大地提高和发展生产力。“资本……为了增加相对剩余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12)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绝对延长工作日、提高工人劳动强度的方法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前一种方法由于极其野蛮而遭到工人阶级的反抗,后一种方法由于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或者说使科学在工艺上得到应用而具有文明性,并极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13)因此,通过提高生产力以榨取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成熟的标志,也是其进步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电子、激光、航天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显著提高,虽然这没有改变剩余价值的源泉仍然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但也同时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改善了工作环境,相较于此前的剩余价值榨取方法,这显得人道化一些。
    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一方面导致工人的贫困、没有尊严,但另一方面又的确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繁荣,社会富裕。因此,资本确实具有造就富裕社会的伦理正效应。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和市场交换是国家财富积累的源泉,而分工和市场交换的可能性则是由资本提供的。企业家利用积累的财富创办专业化的企业,企业生产的产品被他们拿去交换需要的其他物品。资本积累越多,专业化分工越有可能,生产力也就越有可能提高,社会富裕程度也就越高。斯蒂芬·杨认为,资本不仅可以提供自由、萌生民主、抑制了封建势力等,而且可以通过如下办法让贫困走开:通过社会向个人尤其是贫困人士提供他们可以获得复合利率的金融机构、为那些在人生起跑线上并不具备物质优势的人配备提高小额信贷和生产力的机制、将教育资本置于贫困人士可以触及的范围之内等(14)。德·索托也说:“资本具有提高劳动生产力、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力量,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线,是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根基。”(15)
    任何社会的道德建设包括经济伦理建设都必须在一定物质基础上进行,物质匮乏的基础上不可能挺立起现代道德生活和道德文明的大厦。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时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6)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必然积累更雄厚的社会财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这也就为社会道德建设和经济伦理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虽然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道德进步和更优经济伦理之间并非必然是正相关关系,但社会道德和经济伦理的整体进步决不可能脱离物质生活水平的发展。
    (二)发展社会关系,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
    当资本推动生产发展起来后,流通和交换也就迅速发展起来。“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1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流通和交换环节不创造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生产环节创造的。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必然要求资本家发展交通运输以缩短流通时间、加快交换,从而扩大生产。“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8)而资本的扩大流通、超越空间界限的趋势也就自然地拓展了人们的社会交往,使社会关系得到发展。
    为了“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19),资本“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20),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以创造世界市场。这一过程对人的社会关系有两方面的积极后果:一是从时间维度看,资本破坏并“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21)并使之不断革命化,即迫使不想灭亡的民族选择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使人类出现崭新的社会交往形式。二是从空间维度看,资本传播了文明,加强了人与人的世界性联系,从而使人类出现崭新的交往空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2)
    资本发展了社会关系,从而使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个人要实现全面发展必须经过“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个阶段,正是第二阶段创造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3)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个人的能力、社会关系、自由个性等的全面发展,它同样也是伦理道德发展的定位和定向仪。同时,道德方面的发展也是个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因而,资本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也就为个人的道德发展提供了可能,它同样创造了个人的全面的道德关系、多方面的道德需要以及全面的道德能力的体系,使个人的道德全面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期待的事情。
    (三)创造高一级的道德形态并为其提供新的精神特质
    资本创造出了新的社会形态。“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24)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于以前的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的社会,是人类社会形态的一次伟大更替,也是一个重大进步。从伦理学上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也使人类道德出现新的形态。
    按照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的论述,人类伦理道德也可相应地分为三种形态:一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依赖伦理或服从伦理,这种伦理是自然发生的,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展开,以等级服从为特征;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伦理,这种伦理是适应得到极大扩展的全面的交往关系的需要而发生的,是以商品、货币特别是资本等物的东西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以平等交换、公平竞争、遵守契约为特征;三是建立在超越市场经济而出现新经济形式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伦理,这种伦理是适应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以全面发展、自由联合为特征。其中第二种伦理形态就是资本创造的,同时它也为更高一级的第三种伦理形态创造了条件,虽然它打破了依赖伦理的脉脉温情,造成了伦理关系的疏离与紧张,但正是由于资本的作用和“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使“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25);虽然依赖伦理表现出“原始的丰富性”,但正是由于资本和“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的作用“……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使独立伦理发展起来。只有独立伦理发展起来,自由个性伦理才有可能。因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所以,“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26)。
    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独立伦理出现后,伦理的确也萌发了许多新的精神特质,而这些精神特质是依赖伦理中所没有的。哈里·宾厄姆曾以赞赏的语气描述了这些精神特质,他认为通过资本,公司和资本家改变了你我的世界,资本富于创造力、不断推陈出新、活力十足、遵守道德、满怀激情,它从未消失,也永远不会消失。(27)客观地看来,资本提供给独立伦理的新的精神特质主要有三点:
    第一,竞争精神。资本具有鼓励竞争的趋势。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与资本必然要展开竞争,而且鼓励竞争。“竞争一般说来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28)“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29)
    第二,创新精神。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资本必然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资本又是创新的推动力量。马克思曾对资本的创新精神这样揭示:为了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资本“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30)。
    第三,职业精神。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在以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念和基督教禁欲主义为主要内容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新教伦理和基督教禁欲主义认为,世俗中的人勤奋工作、诚实守信、积累财富是对上帝的遵从,是每个人的天职,否则,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而不能进入天堂。这样,为了获得上帝赐予的幸福这种终极利益,以合理合法的手段挣钱、谋求最大化利益成了一种神圣的职业美德,成了资本家追求至善和人生终极目的的职业伦理精神。这些精神表现为资本家所追求的、具有实现可能性和合乎自己愿望的价值目标的伦理精神气质。这种伦理精神气质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资本家依赖资本的必然本性而对利润的追求精神;二是“为企业而企业”的主体精神——企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马克斯·韦伯在分析清教徒从事谋利活动时,认为他们就是在听从上帝的“自我克制”、“忠于职守”、“为上帝勤劳致富”、“诚实守信”等教导,这种教导构成他们的一种精神气质,促使他们禁欲,不把积蓄挥霍掉,而是用于企业的发展,即“为企业而企业”的职业精神。
    三、资本的伦理负效应
    资本具有为己性、谋利性的属性,这一属性实质上是资本的伦理负效应。这种伦理负效应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他对资本的道德批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1)在他看来,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是通过“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32)。资本的伦理负效应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腐蚀公共善
    资本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前提。如果没有资本,就没有市场经济。从这一意义上看,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市场和市场价值观就是资本和资本价值观。然而,资本具有一种天然的扩张本性,这种本性会破坏社会公共善。迈克尔·桑德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市场和市场价值观渐渐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深陷此种境地,并不是我们审慎选择的结果,它几乎像是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似的。”(33)当资本向人类非经济生活领域扩张时,会破坏公共善和社会公共生活,导致人类意义生活的丧失和价值世界的扭曲。如果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一些物品如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国家安保、环境保护、艺术、公民义务、娱乐、生育及其他社会物品等被商品化,那么它们就会被腐蚀,意义被贬低。对价值不加道德判断而只是进行利润衡量是资本和市场逻辑的核心立场,“它逐渐抽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含义和公民力量,并且推动了技术官僚政治(亦即管控政治)的盛行,而这种政治正在戕害着当下的很多社会”(34)。
    (二)加剧人的异化
    资本能够增殖,但增殖是靠吸附活劳动实现的。马克思说:“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35)“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36)但这种活劳动并不是工人自由自觉的,而是雇佣关系下的唯一的谋生之途。形式上看,工人是自由的,但实质上“自由得一无所有;他们唯一的活路,或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是行乞、流浪和抢劫”(37)。因而,这种劳动是异化劳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并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当私有财产“普遍地以资本的方式出现时,异化劳动的发展便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38)。所以,“只有资本才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劳动的真正的导演者”,它“试图突破一切可能的界限来加剧劳动的异化性质”(39)。马克思说:“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40)资本加剧了劳动的异化,也就加剧了人的异化。在异化的人中,不仅工人异化了,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也异化了。这些异化的人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就是一个异化的社会!
    (三)有碍社会和谐
    因为要增殖,所以资本有一种违法悖德的内在冲动。马克思引证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41)资本的本质“就是自相排斥,也就是许多彼此完全漠不关心的资本”(42),它把人物化,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外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整个社会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在资本的肆虐之下,这样的社会显然已无和谐可言,生活于这样的社会中的人也无幸福可言。
    (四)造成自然的异化
    资本的本性不仅加剧人的异化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紧张与冲突,而且造成“自然的异化”(43)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紧张与对抗。马克思曾深入地揭示了资本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44)这就是说,资本在无止境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驱使下,把自然从“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自为的力量”变成“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变成“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上的一环,而人们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探索也不过是为了“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使自然沦为赚钱的工具。本来,自然应该是“自为的合理的东西”而具有超越性,但资本使其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失去了这种超越性,从而异化了。自然的异化是由资本积累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它发展到极致,拼命地盘剥自然,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同时又肆意向自然排放废弃物,但自然是具有生态极限的,当这种索取超过自然的所有,就会导致资源枯竭;当这种排放超过自然的消化和承载能力,就会导致自然退化,从而使整个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出现环境危机。所以,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具有造成自然的异化,破坏生态环境的伦理负效应。
    行文至此,作者有必要申明的是,如同作为一种经济形式的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和制度相结合一样,作为其前提的资本也是如此,因为它不过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一种手段。上述资本的伦理负效应是它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所造成的道德后果。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有没有伦理负效应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是又不能简单地看待这种负效应。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共性,即都是市场经济,都要依靠资本。既然要依靠资本,那么资本就脱离不了其本性,就一定会有伦理负效应。但另一方面,资本的伦理负效应能否发挥、发挥到何种程度又是受一定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条件决定的,因此在不同条件下其性质和程度都是有区别的。当具备一定社会条件时,其伦理负效应就会被激发;当缺乏一定社会条件时,其伦理负效应就能被遏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以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政治制度为保障,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辩护,这种条件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把少部分有产阶级的利益作为价值目标,把资本当作社会的最高力量和处理一切问题的终极原则,资本成为一种任何力量都无法限制的目的性价值,因此其伦理负效应被发挥到极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则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以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和政治制度为保障,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这种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和谐、共同富裕、人民福祉作为价值目标,把满足占社会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作处理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则,资本只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受人的全面发展范导的工具性价值,因此其伦理负效应即便不可能消除,但至少可以控制在最低程度,而不至于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任意泛滥。
    四、扬正抑负之途
    当今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必须依靠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进行道德建设,也不能忽视资本的伦理效应。但是,资本的伦理效应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应该激发正效应,抑制负效应。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应该是有限制的资本。“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45)有限制的资本就是伦理正效应得到发扬、伦理负效应得到抑制的资本。那么,如何对资本的伦理效应进行扬正抑负呢?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增进财富是资本的唯一目标,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资本是以牺牲人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生产比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更加浪费人和活劳动,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46)所以,资本可以增进财富、扩大社会交往,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但不可能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目标。在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正确处理资本与人的关系,摆正人和资本的位置;我们不能以资本为本,不能以物为本,而必须以人为本,即坚持资本为了人,而不是人为了资本。资本为了人,就是人驾驭资本,资本服务于人。只有这样处理资本与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才有可能;如果资本凌驾于人之上,人拜倒于资本之下,那么人就会失去尊严,道德也会荡然无存。
    第二,合理定位资本。人们的社会生活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生活和非经济生活即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公共生活、家庭生活等,合理定位资本就是要求我们必须把资本限定在经济领域,严防其向非经济生活渗透。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资本原则、利润原则、竞争原则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不能缺位,舍此则市场经济不能发展;但在非经济生活领域则必须缺位,否则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如果非经济生活领域也通行这些原则,那么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包括道德生活就会经济化、资本化,一旦如此,政治腐败、价值迷失、公共善缺席、家庭解体等就会大量上演。只有合理定位资本,让资本在它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生存和发展,其伦理负效应才能得到抑制,伦理正效应也能更好地突显。
    第三,明晰所有权。资本创造财富、造就富裕社会的伦理正效应的发挥依赖于人们对财产的所有权。如果人们对于资本带来的财富没有所有权,那么人们就缺乏运用资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索托认为,资本为什么只是导致了西方国家的繁荣,却没有为其他贫穷国家带来同样的财富呢?原因在于,贫穷国家没有关于资产的所有权文件表述,因而他们的资产只是一种僵化的资本。所以,所有权是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动力机制,它具有确定资产的经济潜能、将分散的信息纳入一种制度、建立责任和信用体系、使资产具有可交换性、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保护交易等效应(47)。只有建立起完善的所有权表述体系,资产的潜能才能被激发,才能创造资本,而资本一旦被创造,富裕社会才能被造就。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和产权伦理学表明,所有权也是道德产生的基础,它不仅有利于安定人们的生活心态、规范人们的行为选择,促进良好社会道德秩序的形成;而且因为确立了人们的财产权利而有利于挺立人格尊严和自由,也因为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社会正义而有利于优化社会道德风气、实现社会公平。所有权的这种伦理效应极有利于资本伦理正效应的发挥和伦理负效应的抑制。
    第四,以制度约束资本,发展经济伦理和环境伦理。即便把资本严格限定在经济生活领域,经济生活领域也必须建立起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和经济伦理环境伦理价值规范体系,以便把资本关进制度和伦理价值的笼子里。以制度约束资本,它才不会在经济领域肆意横行;以经济伦理和环境伦理牵引资本,它也才不会到处攻城略地,以至于破坏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下,从自利的、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走向利他,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这种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当代市场经济中,经济人就是资本家或企业家,而他们就是资本,同样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因而要使资本的伦理效应得以扬正抑负,就必须夯实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和经济伦理环境伦理基础。
    第五,提倡高尚道德。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等级:一是守规伦理;二是互惠伦理;三是奉献伦理。守规伦理和互惠伦理都属较低层次的道德,奉献伦理则属于高尚道德,因为它不求任何回报。资本的守规伦理就是资本运营必须符合普遍接受的法律制度和伦理原则,互惠伦理就是资本运营必须讲究互利互惠,经济伦理和环境伦理大致就在这两个层次上展开。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仅仅发展经济伦理和环境伦理还是不够的,因为它们还不能让社会变得很美好。任何人都不愿意生活于一个不美好的社会。因此,社会还必须在这一基础上大力提倡奉献伦理,通过奉献伦理的引领和道德榜样的示范,带动资本伦理正效应的放大,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协调发展。
    注释:
    ①理查德·T. 德·乔治:《经济伦理学》,李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1页。
    ②张卓元主编:《政治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7页。
    ④唐凯麟:《伦理大思路——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理论审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⑤宋希仁:《论伦理秩序》,《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5期,第3页。
    ⑥宋希仁:《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7—92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8页。
    (14)斯蒂芬·杨:《道德资本主义:协调公益与私利》,余彬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4—77页。
    (15)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于海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60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8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2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8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8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6—57页。
    (27)哈里·宾厄姆:《资本主义万恶吗?》,王晓鹂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9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8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3页。
    (33)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引言》,邓正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Ⅻ页。
    (34)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引言》,第ⅩⅩⅢ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0页。
    (38)俞吾金:《实践与自由》,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页。
    (39)俞吾金:《实践与自由》,第349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06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页,注250。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04页。
    (43)陈学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0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70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
    (47)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第3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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