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仕国: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遗产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4-12-25
  

       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有不少著述都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忽视伦理学的理论视角,因而没有伦理学维度,但更普遍的观点是,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超越了伦理和道德,所以伦理和道德问题才从未进入过马克思的核心视域之中。之所以产生上述的歧义,笔者认为最主要原因是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往往融入于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会之中,伦理建构与政治批判往往是同一逻辑过程的两个载体,前者以“隐性”的方式存在,后者则以“显性”的方式表现,相互交叉中完成。因此,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应是他的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一重要思想是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于其中。随着人们对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的深入,发现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在场”感非常强烈,进一步发掘和阐释他的政治伦理思想遗产很有必要。

    一、马克思政治伦理方法论的总体性
    正确评析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遗产的价值,须首先把握马克思政治伦理的方法论意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看来,总体性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本质性特征。他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P47-48)而这一方法的突出特征就是总体性:总体把握生活世界、精神现象和人类命运。所以,总体性的方法是马克思“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2](P58)尽管马克思在他很多著述中并没有直接使用“总体性”这一范畴,但“总体性原则确实是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之思想发展的一条不变的线索”。[2]马克思研究和解决政治伦理问题的方法也彰显了这一总体性思维方式,并用这一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建构了完全有别于传统伦理学的新型政治伦理。
    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总体性思维方式可以这样简单概括:伦理问题经济分析,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其基本逻辑是:伦理道德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历史上的任何伦理道德现象的变化,都要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的总体架构中去理解和把握,因为伦理道德是经济问题的反映,也是经济问题的副产品。这就是伦理问题的经济分析。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政治生活是政治伦理形成和变化的内在依据,而社会生活是作为整体的总体性存在,因而决定了政治伦理的总体性。但通过经济分析虽可以找出政治伦理问题的真实原因,却不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需要进行社会的政治变革,从而瓦解旧的经济基础,而后在新的经济关系中彻底解决政治伦理问题。这就是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如此,马克思为何没有更多的关于政治伦理思想的集中论述,使他的政治伦理思想以“隐性”的方式存在的疑问,便可以从理论方法中找到答案:他不认为伦理问题可以在精神世界能够得到真实的认识和有效的解决,所以经济分析几乎“遮蔽”了他的伦理逻辑;他也不认为道德抗争可以解决他那个时代政治伦理的非道德性,所以政治解决几乎取代了道德改造,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单纯道德批判是软弱的,是无效的。马克思政治伦理的总体性方式虽使他的这一思想在其理论体系中不够突显,但却是马克思的政治伦理超越西方传统伦理思想的思辨逻辑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恰恰是这份思想遗产的珍贵之所在。
    具体而言,马克思政治伦理的总体性方法论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之所以能够有别于传统伦理学,主要在于他把包括政治伦理思想在内的社会意识现象置于现实的、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之中来考察,科学揭示了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变化的内在决定性因素,都来自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认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伦理道德现象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到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3](P29)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道德像历史上的一切道德现象一样,既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历史进一步发展中的暂时的、阶段性现象,这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伦理的非人性、非道德本质,最终被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共产主义政治伦理所取代。解决政治伦理建构的科学性问题只是马克思伦理思想革命性变革的一个方面,他还着眼于自己身处的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对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遭遇到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进行了谴责,并基于对工人阶级伦理主体的价值关怀,明确提出了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现实的政治道德诉求:“不是理性自由的实现的国家就是坏的国家”[4](P171),而未来的政治国家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4](P226)只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P294)的“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6](P683)这样,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就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二是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统一。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至《莱茵报》时期,便明确了“依靠理性批判现实”的立场和思维方式,开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探索。他通过“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理性批判方式,猛烈抨击了普鲁士王国的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法,为出版自由辩护,力图为贫苦阶层伸张正义和谋取利益,为工人阶级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权利观和公平观与贫民阶级的权利观和公平观之间的对立,提出“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4](P142)。到了《德法年鉴》时期及其以后,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批判论域不再局限于政治道德范围,而是将之推进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其他实践领域,使之成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总体性批判,强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7](P64)。例如他对拉萨尔、蒲鲁东为资本主义政治道德合法性辩护的“分配正义”理论的批判,既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8](P302)对资本主义政治道德的批判,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目的,而只是建构未来共产主义政治道德价值的手段和必然前提。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建设性主要体现在两面个方面:一是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现实途径。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极端利己性导致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非道德性,只有通过经济基础的变革,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社会,才能为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平等以及人们的自由提供了政治制度保障,才能使政治制度具有道德合法性,才能真正改变社会政治生活中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不合理性。二是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政治道德理想。马克思认为只有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才能克服政治国家的弊端,因为政治国家的存在,包括其中阶级和政权的存在都是历史局限性的产物,在本质上是违反道德的,是不合乎伦理精神的。因此,超越政治的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价值追求和理想目标。如此,批判与建设、现实与理想统一于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中。
    二、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当代性
    马克思的政治伦理颠覆和超越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思辨逻辑和价值取向,建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向度,以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为现实向度,以人的彻底解放为价值向度的内涵丰富的新型政治伦理,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能够指导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文明发展的科学理论。作为一种革命性的理论,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既有现实干预性,也有历史超越性。虽说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是特定境域中形成,但它就一直存在于自它产生之后直至今天的“当下”,有着不断被当代化的可能性,从而让马克思不断成为“我们的同代人”。[9]“历史长河中涌现出很多思想体系,其中有些思想体系的共时性(生命力)很强,它在其他境域中被激活的频率也相应较高;而有的体系形成后就归于湮没无闻,原因是它对其他境域的影响力较小。”[10]正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强大共时性,其当代价值依然“在场”。
    1.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因其科学性而具有当代性
    马克思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中考察政治伦理的成长,揭示了政治的利益本质及其政治伦理变革的现实动因,即将政治、政治制度放置于人类活动的历史进程中,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的结构变迁来解读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伦理内涵,不以抽象的人性原则为基本的前提,不以超历史的,却又是静态和孤立的道德尺度为标准,给我们描绘了政治伦理变迁与整体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一致性和相切性的真实图景,从而使我们不再认为“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8](P356),突出了政治伦理的生成性和现实性。
    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贡献的突出之处,是他对西方政治哲学道德主义传统的扬弃。过去对政治的伦理批判都是基于道德主义立场进行的,而这一理论立场仅仅诉诸抽象的人性原则和超历史语境的伦理尺度来对现实的或历史的政治道德进行思辨式的道德评断,以抽象的理性对象化的各种所谓永恒的法则为其实现目标,结果在理论的迷宫中失去现实方向和实践指导能力,抽象的原则和空洞的口号侵蚀了科学性和真理性。而马克思则强调政治不是脱离社会经济利益关系而孤立存在的,是直接与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并由经济利益决定的,政治变化的内在因素并不在政治领域本身,而在具体的现实的经济生活之中,是经济利益的法权表达。政治伦理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观,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和特定镜像,无论如何是无法在它自身看到真实的全面的图景。这样,马克思将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从而也建立在科学之上,不仅能科学解释以往的政治与道德现象,而且也能说明当今的资本主义政治道德困境和我们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对前者而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它的本质属性,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尽管在方式上已与当年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有着较大的改变,但其非人性非道德的不合理性依然存在,资本主义政治道德合法性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道德的批判依然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后者而言,马克思关于政治道德变化发展的历史的辩证的科学阐释,以及建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的科学指导理论,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规律和方向,完全能够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根本性的价值引导。
    2.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因其扬弃了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具有当代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这使资本主义与现代性重叠与结合在一起。然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蕴含着两个背道而行的趋势:创造和发展与丧失和毁灭,这是当代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社会冲突和内在矛盾的反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伦理的批判,是以批判现代性的历史局限为其理论切入点,认为资本主义以“物的尺度”取代“人的尺度”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产生的价值观层面内的原因。
    在马克思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理论中,前资本主义阶段“人对人依赖的社会”是个体伦理政治占据统治地位,“人治”是这一阶段的政治道德特征。而资本主义则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即现代所谓的以制度伦理政治为核心的“法治”社会,这一“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基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法,在私法的保护下,资本具有至上性和天然合理性,这样,社会政治生活从“人治”进入到“物治”,“物的尺度”成为衡量政治生活及其价值建构的唯一标准,人的主体性危机便由此而生,使人不再成为人自身的主体,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巨大的主体空场,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遭到了制度性的全面扼制,资本主义陷入本质是主体性危机的现代性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拔。然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不是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前提下,展开对现代性的历史性否定。马克思认为,“以物的依然关系为基础”资本主义阶段,为将来使政治真正成为属人的政治的“个人全面发展”社会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现象,从而印证和反映了马克思立足于现代性,又内在超越现代性的科学批判精神,以及马克思政治和伦理批判所具有的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方法,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扬弃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可能性,又以“人的尺度”取代“物的尺度”作为建构未来社会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准,成为当今新型政治伦理成长和完善的起点和关键。
    3.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因其实践性而具有当代性
    马克思政治伦理的当代性,既植根于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生活相互关系的历史性考察,又植根于试图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的实践性特质,其辩证的历史视野和实践性的思维方式使其在当代仍然“在场”,为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伦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解决方案,为当代政治生活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启示。
    政治实践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根本存在方式,政治道德建构和政治伦理诉求只有在政治实践中才能成为生动的现实,从而改变社会政治生活面貌。马克思的政治伦理研究,不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更着重于改造世界,自觉地意识到不能把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局限于理论改造之内,而要转向实践批判和实践改造。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4](P414、417)“政治批判”和“实际斗争”已被马克思当作改变社会政治现实更重要的手段和工具。他本人也经历了从“理论实践”走向革命实践的历程,并从早期曾是一名纯粹的理论批判者变为后来坚定的实践变革者。
    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政治的批判具有实践性,而且非常重视对工人阶级争取自身的政治解放的现实斗争进行实践总结。他特别强调巴黎公社建立的实践意义,认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从而使“人民群众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8](P58、95),现实意义深远。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实践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国家而言,巴黎公社的宝贵经验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国家制度要反映人民的意志并由人民当家作主,一切公职人员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并作为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马克思这些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官员权力的政治伦理要求,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伦理建设、执政伦理建设和权力伦理建设都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根本的指导性。
    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资本的统治”及其确立的社会关系对人的控制的本质仍然设有发生根本改变,人们的交往仍然遭受商品交换的笼罩,人的自由全面的社会条件远没有得到满足,因而,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为审视现实继而改变世界的力量现在是、将来也是推动人类解放的革命实践的理论动力,并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价值导向,指向更为久远的未来。
    [收稿日期]2013-10-23

 


 

【参考文献】
    [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陈学明,孙云龙.渴望总体性[J].哲学研究,2005, (10):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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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俞吾金.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代人[N].文汇报,2000-8-2(11).
    [10]彭立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范式研究[J].东南学术,2004, (5): 5-9.^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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