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启念: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4-12-28
  

       新人道主义是弗罗洛夫对自己哲学思想的概括。在产生背景、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等各个方面,这种新人道主义都有独特之处。它是苏联哲学人道主义化的集中体现,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了解苏联哲学以及思考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对于理解俄罗斯哲学的历史及其未来发展,都很重要。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和苏联解体,这一重要思想近年来日益淡出人们的视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将就它的基本内容、它在人类哲学史中的地位以及它的当代意义等问题,做一简要分析,以期引起人们关注。
    一
    1997年在苏联,弗罗洛夫首先使用了新人道主义概念。但是他并没有给出新人道主义概念的明确定义,也没有对它做过全面系统的分析阐述。他只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新人道主义做过说明,例如:“当谈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不仅仅是在19世纪就得到确认的思想,而主要是指带着现代世界的特点、随着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和尖锐化、随着人类共同价值优先地位的确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思想。这要求对现实人道主义观点中人类共同的因素和阶级因素的辩证法加以重新思考。这些新的态度、新的方法丰富了现实的人道主义,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称做新的人道主义。”[1]他还说:“这是一种发展着的人道主义,它与现代人类和人本身因建构新文明进行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及文化的深刻改造而进步的普遍规律紧密相关。”[2]
    全球性问题是指规模巨大、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在、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人口、粮食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中弗罗洛夫最重视的是核战争和生物基因技术发展带来的危险。这两个问题是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出现的直接威胁全人类未来命运的新问题。它们是人类自身的活动造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这迫使人们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目标、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未来等一系列问题重新思考。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思想就由此而来。
    弗罗洛夫一再强调,新人道主义思想的起点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1955年7月,罗素、爱因斯坦等30多位学者就核武器的出现对人类生存构成的潜在危险发表宣言,称面对核战争的危险,“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步骤以防止对所有参加者都只能是悲剧的军事冲突?……我们作为人向人们呼吁:要记住你们是属于人类的,把其他的一切都忘记吧。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们的面前就会展开通往新的天堂之路;否则,你们就将面临集体毁灭的危险”[3]。1953年科学家发现了生物遗传密码,通过基因技术改变生物特性,包括把它用于医学研究,成为现实的可能。弗罗洛夫从中看到了与核武器同样的对人类生存的潜在危险。他指出,对生物遗传基因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环境对人的“作用是如此的深刻:它已经触及到包括人的基因结构在内的许多问题,也就是说,已经威胁到人的遗传,而这意味着人类的未来受到了威胁”[4]。二战以后形成了以苏美两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的世界格局,这使得上述危险严重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于是,弗罗洛夫继续罗素、爱因斯坦的工作,在苏联全力推动对人进行全面、深入的综合性研究,强调要从人的利益出发对科学技术加以控制,呼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之上。这里所体现的,就是他的新人道主义。他说:“在很多情况下更应该强调的不是阶级的因素和全人类的因素哪一个具有优先地位,而是它们的相互吻合。”[5]
    新人道主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怎样才能落实?弗罗洛夫认为首先必须使科学技术伦理学化。也就是说,要从人的精神需要和道德需要出发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的使用加以自觉调控,实现科学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这是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诉求。他说:“我们的出发点是确立社会—伦理价值的优先地位。这就是说,我们要从对科学研究进行某种调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6]他甚至说:“如果假定科学技术在以算术级数进步和发展,那么为了一切都沿着对人有利的方向进行,科学家的道德自觉就应当以几何级数发展。”[7]在这一领域应该与哪怕是最微小的与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规范不一致的决定做斗争。
    其次,必须使社会生活民主化。弗罗洛夫说:“民主和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价值,没有它们就没有人类的进步。与新人道主义密切相关的,还有实现普遍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努力,以及就各种紧迫问题和历史问题进行对话的能力。”[8]文艺复兴运动发现了人,发现了自然,深信只要遵从科学技术的指引征服自然发展工业就可以实现人的现世生活的幸福。此后几百年人类就是遵循这样的思路一路走来。科学技术的伦理学化要求为了全人类的生存而调控、限制科学技术与物质生产,必然触犯原有思路中的既得利益者。没有广泛民主和国际合作,这种努力将注定沦为空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弗罗洛夫在国内问题上大力呼吁建设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在国际问题上竭力宣传新思维,推动核裁军,缓和国际局势。戈尔巴乔夫改革可以视为落实这些思想的实际行动。弗罗洛夫认为新人道主义绝不是抽象人道主义,就因为它是基于民主、自由和新思维的,是可以实际操作的。
    二
    什么是人道主义,学术界并无统一认识。[9]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是针对发源于文艺复兴运动的人道主义而言的。文艺复兴运动否定神对世界的主宰,发现了人。人的价值、尊严、自由、理性、世俗生活中的享乐受到歌颂,人成为全部生活的中心。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人的幸福主要被理解为人在现世生活中各种物质欲望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必须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前提。这为工业生产,进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从一个角度讲,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满足人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是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
    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是对全球性问题的回应,全球性问题源自工业文明的过度发展,工业文明又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因此新人道主义的提出,实际上包含着对文艺复兴运动中问世的人道主义的某种否定。它是人道主义自身的辩证发展,是人道主义的自我超越。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的产生原因及其历史地位,只有在人道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才能理解。
    人道主义自问世以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启蒙运动时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目标,通过科学理性、工业文明、资产阶级民主等形式得到成熟与普及。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人道主义鼓励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使人沦为物质生产的工具,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必然产生日益严重的利益冲突。还在一路凯歌狂飙突进中,人道主义便不断显现出自己的负面效应,给人类带来种种苦难。起初是为资产者带来金钱的同时把广大无产者投入水深火热之中,陷于非人处境,以致1516年托马斯·莫尔便在《乌托邦》中惊呼:一向温顺的绵羊要吃人了!后来人们发现,即使是资产者,对金钱的追逐也使他丧失了自己的人的本质。1835年托克维尔在谈到当时的曼彻斯特时说:“从这污秽的排水沟里流出了人类工业的最大巨流,浇肥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了黄灿灿的纯金。在这里,人性得到了最完全的,也是最残暴的发展;在这里,文明表现了它的奇迹,文明的人几乎变成了野人。”①再后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一方面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导致人与人严重冲突,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战争。1848年欧洲革命的血腥震撼了欧洲,但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相比,它的危害显得微不足道。两次世界大战吞掉了几千万条鲜活的生命,物质损失难以估计。最后,人道主义者把科学理性和工业文明视为实现其理想的可靠途径,然而机器的普遍使用和科学理性的泛滥成为奴役人的新形式,剥夺了人作为人的最后尊严。1829年卡莱尔写道:“要是我们必须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的话,我们就会首先叫它是机器的时代……同样的习惯不仅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而且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方式。人不仅在手上而且也在头脑里和心里机器化了。”②到20世纪,无处不在的科学理性造成社会生活的全面物化和人的单向度化,现代性批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课题。
    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是人道主义走向全球得到普遍承认的历史,也是依靠科学理性发展工业生产寻求人道主义的实现却不断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历史,换言之,是人道主义自我否定的历史。现实生活中的人道主义灾难,促使人们不断地对人道主义思想加以反思、批判、更新,并且探索使之成为现实的新道路。德国和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最初尝试,康德哲学对当时的人道主义思想首次作了系统分析,确定了它的存在界限。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毕加索、后现代主义,以及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哲学,都包含着对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人道主义的理论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看来,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的人道主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和历史性成果,但是它把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作为主要诉求又说明它显然带有资产阶级的烙印。这是人道主义一再走向自己反面的根本原因。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彻底实现,是真正的人的历史的开始,而共产主义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是物质生产的彼岸,摆脱了追求物质利益这种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
    但是上述种种理论并没有实现对人道主义的超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凸显出了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的价值。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是对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扬弃与超越,是人类人道主义思想发展中的历史性转折。
    弗罗洛夫认为人道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理论教条,它要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不断发展。他说:“我们的新人道主义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的,即人道主义是因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因文化、科学、道德历史背景的特点,而不断地发展着的。”[10]他的新人道主义是全球性问题出现以后的人道主义,而全球性问题,第一,涉及的不是某些社会成员的苦难,而是涉及整个人类,涉及人类的生死存亡;第二,这种危险不可能通过进一步发展物质生产增加物质财富而缓解,这样做只是饮鸩止渴。这就是说,问题的根源不在别处,而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灵魂深处,在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作为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而存在的人道主义之中,是依靠科学技术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这一人道主义基本诉求使人类文明陷入困境。要走出全球性问题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用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取代已有的人道主义是唯一的途径。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就是一次重要尝试。
    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同样坚持一切从人出发,关注入的现世幸福,无疑是一种人道主义。就此而言它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的继承。然而更重要的是,按照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物质欲望的满足是人的基本追求,而科学技术是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依据,因此人与人的关系、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人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都必须服从生产力最终服从科学技术、科学理性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道主义。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主张科学伦理学化,颠倒了社会生活的上述逻辑:以往一切要服从科学技术的需要,现在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与使用要服从人的需要,主要是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的需要,凡与此不一致的,尽管可能是改造自然的有力手段,但它是不道德的;以往认为人是物质的肉体的人,追求物质财富以满足物质欲望是人的本性,现在认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必须有所限制,物质欲望必须受到精神需要和道德规范的制约,否则人类就会毁灭。就此而言,这种新人道主义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甚至是对后者的否定。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强调人是物质的人、自然的人,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则强调人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而且人身上的物质因素应该受精神因素的控制与支配。
    这的确是人道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人类人道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更重要的是,从文艺复兴运动中人道主义兴起到弗罗洛夫提出新人道主义,在这一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人道主义发展的辩证过程。
    还在1923年,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就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做了深入批判。他强调:“文艺复兴时代再次发现了自然的人,而基督教从问世起发现了精神性的人,发现了与前基督教时代的旧亚当不同的新亚当。基督教向自然的人宣战,与人的各种低层本能作斗争,以从精神上锤炼人的个性,使人得到拯救。中世纪的基督教约束自然的人,约束人的力量,使人不再关注自身的自然和周围世界的自然。在中世纪自然被禁锢起来了。……文艺复兴无非是使人转向自然界,转向古代。这种向人的生命自然基础的转向,这种对自然范围内创造性力量的揭示,构成人道主义的根源。由这两种转向而产生的人道主义意识,把人由精神的人变为自然的人。它解放了人的自然力,同时割断了人与精神中心的联系,把自然的人和精神的人割裂开来。”[11]这种人道主义指引人类利用机器提高生产效率,结果造成机器对人的奴役:机器“不仅在外表上使自然力屈服于人,它也使人本身屈服。它不但在某个方面使人得到解放,而且以新的方式奴役人。如果说在过去人依赖于自然界,他的生活因这种依赖而贫困,那么机器的发明和随之而来的生活的机械化,一方面使他的生活变得富裕,另一方面又为他造成了新形式的依赖和奴役,它们比人在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中感受到的要强烈得多”[12]。文艺复兴中诞生的人道主义给欧洲带来繁荣,从欧洲走向世界,但是人最终成为他创造的机器和社会环境的奴隶,而且不讲道德了。③人道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蜕变为反人道主义。别尔嘉耶夫的结论是:近代史结束了,为了使人重新获得自我,必须按某种方式恢复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某些因素,就是说,必须回到中世纪!人类将进入新中世纪。[13]
    弗罗洛夫时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别尔嘉耶夫的想象。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主张科学技术伦理学化,归根到底是要用精神因素,用道德,对人的欲望加以某种克制。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体现了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人类文明向中世纪的复归。这是活生生的辩证法:中世纪以精神需要扼杀人的物质欲望贬低人,是正题;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兴起,人类大张旗鼓发展科学技术追求物质财富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服从物质利益的精神需要失去立足之地,这是反题;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灭亡的威胁,既肯定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性又不得不要求以精神需要重新对物质欲望加以限制,提出新人道主义,是合题。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体现了人的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结合,是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在人的问题上的两种片面性的克服,是对它们合理成分的继承综合,是对它们的扬弃,是人道主义辩证法的完成。④人道主义的辩证法对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反思,如前所述,早在1615年《乌托邦》一书中就开始了,经历了几个世纪和无数人的努力,但是只有到新人道主义问世,这个辩证过程方告结束。原因是,工业文明虽然从诞生起就不断造成种种负面效应,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日趋严重,其自我更新的空间才告穷尽,才真正走到了自己的历史尽头。在继承的基础上创建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成为历史提出的任务,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有幸成为这种时代精神的体现者。
    三
    这种新人道主义体现了人道主义发展的辩证法,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自我否定的产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它有现实性吗?或者说,它能改变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人道主义观念进而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吗?
    本文在前面提到,弗罗洛夫认为通过社会生活民主化,通过国际合作,那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因此新人道主义有成为现实的可靠途径,绝不是空想。戈尔巴乔夫改革就是以新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进行的,可以说是新人道主义的社会试验。⑤结果如何?人所共知,可以说是失败了。因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国际合作的实现是需要客观条件的,迄今为止人们还看不到这些条件在世界范围内的现实存在。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人道主义和以它为基础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依然主宰当今世界。落后国家急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发达国家要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同样要千方百计加快经济发展。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不但拒不承担在缓和国际形势、遏止气候变暖、改变人类文明发展思路方面应有的责任,反而借机扩张,妄图称霸世界,20多年来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北约东扩直逼俄罗斯边界。看到中国和平崛起,美国“重返亚太”,在中国周边制造事端,使武装冲突甚至战争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直到今天,人们看不到新人道主义的现实性。与此相应,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在俄罗斯哲学界也逐渐受到冷落。不仅他的名字和他的新人道主义思想随着他的去世淡出学术视野,而且在他领导下苏联哲学界曾经倾全力研究的全球性问题,也渐渐离开学术中心,他一手创建的“人研究所”被解散,带有批评色彩的概念“全球性问题”(глоб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被来自西方世界的中性概念“全球学”(глобалисг ика)所取代。
    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事实上新人道主义不仅仍有现实意义,而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义重大,对于俄罗斯哲学界尤其如此。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上世纪70年代弗罗洛夫大声疾呼要人们关注的核战争、生态、资源等全球性问题,在今天一个都没有解决,而且比以往更为尖锐、更为突出。它们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前所未有的紧迫任务,世界各国有很多人关注。但是客观地说,相关研究绝大多数停留在技术层面,局限于寻找应对之策,缺少应有的深度。像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这样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深刻触及人的本质、价值目标以及人的精神需要与物质需要的关系等问题,为人类文明的转折提供指导的理论,完全见不到了。弗罗洛夫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加突出,决定了新人道主义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具有无可否认的现实性。人类还有别的道路可走吗?没有了。用新人道主义取代旧人道主义,是历史向全人类提出的绝对命令,是我们现实的唯一可行的选择。
    第二,要认识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的现实意义,必须对它在今天受到冷落的原因加以分析。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弗罗洛夫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和参与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所代表的人道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而改革失败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弗罗洛夫和他的新人道主义受冷落,在情理之中。然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共产党下台和国家解体意味着苏联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中失败了。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大张旗鼓建设市场经济,原本存在于西方世界的人权、民主、自由等范畴成为普世价值,文艺复兴中形成的人道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新一波的工业化、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不少人把这一变化看作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胜利,甚至有人从中得出人类历史已经就此终结的结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借着全球化浪潮向全世界迅速扩张,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人类的前景一片光明。在这样的背景下,似乎马克思主义已经进入历史的博物馆,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相应的人道主义理论进行任何批评都显得不合时宜。今天的世界严重单向度化了!这是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遭到怀疑与冷落的深层原因。
    从俄罗斯方面看,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曾经被大多数哲学家接受,改革失败和国家解体使它渐渐退出学术中心,越来越多的人与之告别,有的人甚至对它产生怀疑与否定。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人们纷纷把目光转向西方,“回到欧洲大家庭”、“走人类文明的共同道路”成为俄罗斯人的普遍诉求。学术界真诚希望与西方同行进行认真而平等的对话。在哲学领域,不少人陷入迷茫,也有人跟在西方哲学的后面亦步亦趋。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哲学开始失去自己的特色,人们不再关心对西方的人道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批判,而是讨论怎样使它们在俄罗斯扎下根来,怎样建成公民社会,尽快实现国家完全的现代化。俄罗斯人也单向度化了。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要保持原有的地位是完全不可能的。
    其实,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化、俄罗斯哲学,突显出了它的宝贵价值。因为,如前所述,弗罗洛夫当时面临的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而且在今天更加严重。人道主义的辩证法更加突出,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负面效应触目惊心。令人担忧的是,正在这个时候,整个世界,包括俄罗斯,越来越多的人停止了对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的反思批判。在世界范围内,冷战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上都丧失了冷静的头脑。正是需要新人道主义或类似理论对现实生活持批判态度使人类对自己的价值目标、发展道路保持清醒头脑的时候,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遭到冷遇,逐渐被人淡忘。人类失去了对造成自己生存危机的工业文明及其思想基础人道主义的批判能力,失去了对发展道路的反思,这是十分危险的。只要对这种危险略加思考,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即就会显现出来。
    如果从俄罗斯哲学的角度来看,淡忘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从19世纪上半叶起,俄罗斯文化的主题就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也包括对这一文明的基础即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批判。斯拉夫派、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罗维约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苏联哲学、弗罗洛夫,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哲学中声势浩大的新人道主义思潮,以及民粹派运动、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社会主义苏联,都是俄罗斯民族拒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道路与之抗争的表现。批判工业文明和文艺复兴中形成的片面、狭隘的人道主义,重视人的道德追求、精神生活是令俄罗斯人骄傲的文学、艺术、哲学著作的灵魂,是俄罗斯哲学和俄罗斯文化的价值所在,是它们能够赢得各国人民尊重与喜爱的主要原因。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是俄罗斯文化传统和俄罗斯哲学在苏联时期和全球化时代的延续与发展,是俄罗斯民族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冷战失败不仅使苏联这个国家解体了,渴望“回到欧洲大家庭”和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被置之脑后,说明俄罗斯人,不仅是哲学家,已经承认自己是失败者,进而丧失了民族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哲学的发展历史中断了。冷战之后全球性问题进一步发展为人类文明造成的新威胁,是对人道主义辩证法的再确认,使人们产生了对能够反思这条道路并对它加以制衡的哲学理论的期待。这是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哲学走向新的繁荣为人类做出新贡献的历史机遇。但是就现在看,俄罗斯哲学家没有珍惜这一机遇。他们放弃了对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批判,迫切希望与西方世界对话。可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跟在别人后面艰难跋涉的落后者,能赢得对方的尊重和平等对话的资格吗?
    弗罗洛夫新人道主义远远不是一种成熟完善的理论,而且在今天遇到许多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是它的尴尬处境。第一,就全人类而言,它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把道德和精神需要摆在物质享受之上,不仅高尚,而且它力求解决的各种威胁全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如果不解决,人类无法继续生存,因此它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俄罗斯本身在工业文明和现代化道路上是后来者,落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面。各种全球性问题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也即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现代化运动过度发展的产物。俄罗斯自己不是苦于现代化程度过高,而是苦于现代化尚未真正完成,加速现代化进程是俄罗斯的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对于俄罗斯显得过于奢侈。从世界范围看,它很有价值,从俄罗斯看,它又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国家现代化。新人道主义在今日俄罗斯的处境,的确有几分尴尬。第二,即使对全人类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性问题的形成与解决方面都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怎样才能使它们接受新人道主义,为人类的未来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人们看不到可靠途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受到美国趁机推动北约东扩的嘲弄,是很好的证明。从这个角度看,怎样才能使新人道主义真正成为现实的理论,有待研究。
    但是,无论如何,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是值得我们珍惜和高度重视的。
    注释:
    ①托克维尔:《英格兰和爱尔兰之行》,转引自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33页。
    ②托马斯·卡莱尔:《时代的迹象》,转引自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59页。
    ③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说:文艺复兴使意大利盛行极端个人主义,“看到别人利己主义的胜利,驱使他用他自己的手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当他想要恢复他内心的平衡时,由于他所进行的复仇,它坠入了魔鬼的手中。他的爱情大部分是为了满足欲望,转向于另外一个同样发展了的个性,就是说转向于他的邻人的妻子。……如果说广义的和狭义的利己主义都同样是一切恶行的根源,那么高度发展了的意大利人由于这个理由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来是更趋向于不道德的。”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45页。
    ④弗罗洛夫之所以能克服这两种片面性,是因为他深受俄罗斯传统哲学的影响。白银时代俄罗斯哲学对这两种片面性及其克服途径有大量深入研究。参见Вл. 索罗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H. 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南京:学林出版社,2002年,等等。
    ⑤参见安启念:《戈尔巴乔夫改革与弗罗洛夫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2][3][4][6][7][8][10]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Фролов. М., Академик, Наука, 2001. сс. 563, 566, 565-566, 514, 514, 516, 567, 564.
    [5]Фролов И. Т.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 3, О чедвеке и гуманизме. М., Наука, 2003. с. 472.
    [9]大卫·戈伊科奇等编:《人道主义问题》,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
    [11][12][13]Бердяев Н. А. Смысл истории. Новое сребневековые. М., 2002. сс. 129,148-149, 176.^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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