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科学技术的“原罪”及其背后的人性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5-12-08
  

【吕乃基】科学技术的“原罪”及其背后的人性
 
  目前,生态危机已经上升到事关人类命运的高度。随着研究的深入,生态危机背后的人性也逐步清晰起来[1-2]。生态问题是人的活动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中,生产和消费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最大。两次工业革命后,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建立于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同样,几乎全部消费活动都是在消费科学技术的成果。因而,在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之间还隔着科学技术。于是,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直接造成了如今的生态危机,已经有学界同行涉及这一点[3-4],这就涉及科学技术的“原罪”;然而,在科学技术的背后依然还是人。揭示在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之间科学技术的影响,一方面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原罪不仅导致生态危机,而且导致社会和人的危机;另一方面对于人性也会有较为全面的把握。
  一、科学的“原罪”
  科学的原罪,指科学本身所固有的缺陷,而不是人类应用科学成果的双刃剑效应中的负面效应。原罪与负面效应有关,但原罪不等于负面效应。科学包括科学活动与科学理论两部分,科学活动由实验和在实验之前与之后的认识过程,以及实验与认识的反复比较组成。科学的原罪铭刻于科学活动和由此得到的科学理论之中。
  其一,在实验室里,在有限的时空环境和可控的条件下,处理与自然界相对隔离的研究对象,用仪器或感官记录所得到的结果;可控和隔离会导致“不/非自然”,仪器会有误差,感官会有错觉,记录与现场真实的现象之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早在17世纪,尚在实验方法开始大规模使用之初,一位教士就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到实验方法的弊病:把受惊的母鸡赶往错误的方向[5]。言下之意是,科学家并未由实验方法知晓,那只未受惊的母鸡在自然状况下会去往什么“正确”的方向。然而,如果把研究对象置于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之中,又如何让同行重复这样的过程而加以认可?可重复,是实验方法的优势之一,由此方有重复博弈,从而导出默顿的“诚实性规范”。这就是实验方法的两难之一:要控制和重复就必须隔离,要置于自然之中,就难以重复。
  其二,科学家向实验对象施加在自然状况下没有的影响,以期获得新的发现。问题是,科学家无法回答,若是把发生在实验室中的新的过程放到自然界中,会引发何种连锁反应。科学家只能由实验室做起,在时空上做长做大,复杂性提高,影响因素增加,逐步移向自然界,每一步都难以预测。
  其三,在由最简单的机械运动到微观和宇观物理运动,以及生命运动,越来越难以限定时空环境,难以设定可控的条件。玻尔认识到,如果按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做生物学实验,无疑就杀死了生命,生命不是原子分子拼装起来的砖块。在微观物理学领域,云雾室的每次实验的条件同样没法做到一模一样。在生命科学等复杂性科学领域,不存在如同经典物理学那样严密的实验。
  其四,实验的对象是外在于人的他物,强调客观性。虽然在20世纪后意识到主体或主体经由仪器必然会作用于对象,但这里的主体不是特定的个人,而是“泛主体”,也就是与特定的主体和对象无关,结果才会得到认可。在小说《狼图腾》中,一旦主人公与小狼混熟了,实验因客观性告吹而失去可信度。
  以上就是科学实验与生俱来的原罪,科学活动中的认识过程同样负有原罪。
  首先,天人分离,这一过程始于古希腊,在近代科学革命后达到顶峰。“天”,作为人的对象性的存在,也就是客观。伽利略区分第一性和第二性,认为色香味等完全是主观的产物,与客体截然无关,“仅仅存在于有感觉的肉体中;因此,如果把动物拿走,一切这样的质也就消除了,或消灭了”。1616年,伽利略在罗马法庭上规定了作为一名科学家必须遵循的准则:“从事实验科学的教授们并无力量可以随意更改他们的见解以及左右摇摆。影响一位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与去影响一位律师或商人有着极大的不同。可以认为有关契约、合同、票证或商业的见解是合法的或不合法的,但不能以同样的力量去更改关于自然与天体事项的实验结论。”培根认为:终极因或目的因“只是和人的本性有关系,和宇宙的本性是没有关系的”。“除了涉及人的行动的那些之外,并不能推进科学而只足以破坏科学。”[6]科学因客观而展开“演进博弈”,同样因客观而负有原罪。
  其次是认识过程的“两条道路”[7]。在第一条道路上,由抽象分析到比较分类归纳,每走一步,也就更接近本质,然而与此同时,也一步步远离真实的世界。分析,把整体分解成局部,过程切割为片段,系统解构为要素,复杂的自组织和涌现简化为因果决定论;一言以蔽之:抽象。抽象,以形成概念,以便在思维中继续实验之后的科学活动。然而一旦形成概念,原本完整的对象被割裂和孤立,连续的过程被切断和凝固,围绕于对象的语境被忽略遗弃。在比较分类和归纳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在聚焦以抓住核心与关键之点,同时也就丢弃了以为次要和偶然的因素,直至最后达到“最贴近的规定”。
  聚焦是必须的。古人试图对日月星辰风霜雨雪等形形色色具体的自然现象作出解释,接着就发现这些看似个别单一的现象其实融入更大的背景之中。当人们把视野放大放远,发现要思考的领域还要更大更远。最终面对无垠的自然之时,所做出的解释就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屈原的《天问》(基本上是有问无答),登峰造极者当是老子的“道”,或许人类只有在神话中才能“感受”(而不是理解)自然。古人做不到哪怕就自然界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和一个片段提出假说,因为所有部分和片段都嵌入于作为整体和过程的自然之中。因而唯有把研究对象提取和隔离出来,简化对象,在第一条道路最后的归纳得到的有限结论——聚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出假说,以揭示事物的本质。然而这样做的代价是,在聚光灯的强光之外,丰富多彩的世界成了一片黑暗,变成了“无”。
  固然,认识还要在第二条道路上“回过头来”,由“最贴近的规定”经由演绎和综合回到现实,问题是,其一,没人可以回答,此“现实”是否即彼“现实”,也就是研究之初作为对象的“现实”。其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开始的“现实”只是无数现实之一,虽然假说可以举一反三,但各种现实之间依然存在细微的差别,尤其是现实及其语境不可穷尽。
  由上所分析的科学活动的“原罪”便可理解科学理论的“原罪”。科学理论是在科学活动中所提炼的概念体系、原理和规律。这些知识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两条道路”转折点的“最贴近的规定”,正是这些“最贴近的规定”构成了老师反复教,学生认真学的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至于第二条道路上回到现实的综合,体现在课后的作业和考试题上,只不过是解应用题最后若是遗忘就要扣分的“答”,师生心知肚明,重要的不在于现实本身,而是让金科玉律烂熟于心。无论是老师、学生还是科技工作者,未必自觉意识到,所教、所学和所应用的科学理论只是聚光灯下的光斑,并非知识的全部,更不等于现实。远离现实与人无关的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正是客观性的要求,这就是科学理论的原罪。科学理论原罪的根源在于科学活动,由于往往把科学等同于科学理论而隐去科学活动,科学理论的原罪便难以察觉,从而可能在双刃剑效应中加重和放大其负面影响。
  科学发展的一大特点是由简到繁,由基本物理运动即机械运动、电磁运动、热运动而化学运动、生命运动、意识运动,而微观和宇观物理运动;在量子阶梯上由原子分子向上,生物大分子、细胞、生物和生态、大脑;向下,核、基本粒子、夸克……奇点;以及由量子阶梯扩展到形形色色嵌入于各种语境和处于演变之中的对象。这一过程可以是循序渐进,也可以是突变和革命,但或多或少都是由已知到未知,譬如类比方法被称为从已知到未知的桥梁。从已知到未知,也就是由简到繁。一部科学史,就是科学理论所涉及之量纲愈益复杂的过程。“简单”之意,其一,涉及因素少,欧几里得几何甚至无需量纲。这就意味着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路径”短,不必经由漫长艰辛的“第一条道路”,“所见(几乎)即所得”。其二,易控制,因而可重复。这两条加起来,科学家就可以与研究对象进行重复博弈而揭示对手的博弈策略,继而在此基础上研究稍微复杂的对象,由此步步为营,演进博弈。既然如此,科学发展的每一步都只能是以已知相对简单的科学理论试图去理解复杂未知的对象,于是“还原”甚至“机械”就不可避免。科学的每一步都在试图克服由前一步传承下来的原罪,然而本身又带着这一步所固有的原罪,并将其传递到下一步。
  显然,这样的科学知识与特定的对象——世界1—无关,与特定的认识主体——世界2—无关,以及与世界1和2相互作用的语境无关,科学知识就是“客观知识”,波普尔的世界3,这就是“非嵌入编码知识”[8]。当编码知识,特别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大行其道之时,人类的其他知识退避三舍,必须“祛魅”,驱逐“诗情画意”。诗歌,“并不是使用言词的严肃方式”,霍布斯批评道,因为“言词乃是关于实在事物及其种种联系的确切的符号”。洛克直截了当地要求父母“必须尽最大努力……压制”儿童的诗人气质并“使之窒息”。不仅排斥诗情画意,而且遮蔽与理解力和创造力有关的知识,也就是由波兰尼在上世纪后期提出的意会知识。
  全部科学活动的核心就是由现象揭示本质,而科学理论所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本质。这就是科学理性,科学依靠科学理性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然而以上分析可知,科学理性带有先天的原罪。科学的成功极大地放大了科学理性的光环,遮蔽了科学理性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因其原罪而高歌猛进,高歌猛进的科学中含有与生俱来的原罪基因。
  科学的原罪是通常所说的科学双刃剑的缘由之一,而看不到科学的原罪,科学的负面影响就会因对其认识不足而被放大。揭示科学的原罪并非否定或贬低科学,而是旨在全面理解科学,避免唯科学主义,以更好地应用科学的成果造福于人类。
  二、技术的原罪
  技术也有“原罪”。一部分人研发生产出满足自己或另一部分人特定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包括设计人员自己的直觉和偏好),为此在科学提供的知识库中特定地选择若干“原理”进行特定的组合,这就在科学的原罪之上又叠加了技术的原罪,由此导致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的危机。
  其一,生态危机。“让一部分自然去反对另一部分自然。”(黑格尔)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产生的不能耦合的物质和能量(电磁辐射、热量)排放到公共草地,必然对自然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其二,在“让一部分自然去反对另一部分自然”之时,可以说也就是“让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这就是社会危机。地球上的资源和社会所拥有的资源有限,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作为某些人的某些价值的物化,必然会延迟、积压甚至侵犯包括后代在内的另一部分人的需求和利益。即使“使用方便”这样貌似有利于人类整体的技术改进,实际上也只是有利于一部分人,另一部分或许会感到“恐惧”,而有一些人甚至还可能从中获利且侵犯另一部分人的权益,例如车票网上预售提前60天,让黄牛“致富”。在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本意是追求完美的公正,实际上是社会科学中的“最贴近的规定”,只是如同自然科学中的“刚体”和“弹性碰撞”这样的“理想状态”。
  其三,反对自己,造成人的危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也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本身产生影响,前者如《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后者如当代的网瘾,乃至游戏致死。技术器官论认为,技术是人类器官的延伸。人类一旦把越来越多的事项交给技术去做,也就必然或多或少发生自身相应器官的退化。再者,人自身的需求往往也处于矛盾之中,在满足一项需求之时要牺牲另一部分需求为代价,例如强调多功能带来使用上的不便,甚至构成对人性的侵犯,例如网络与隐私的关系。
  上述三项原罪分别主要导致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的危机,同时也相互影响,强化,进一步加剧三大危机。
  其四,由于技术是一个过程(阮德玉),于是技术的原罪便被分割在多个环节中。首先是生产阶段和消费阶段,消费者只管使用,不知或不顾生产阶段的原罪。发达国家使用苹果手机和光伏电池者未必知悉和顾及在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发生的一切,富士康的十几连跳和开胸验肺。反过来,被誉为创新者典范已故的乔布斯,在生前也断不会有如今低头一族那样的感受。其次,随着产业链拉长,原罪也就进一步细分,其中最重要的是研发与生产的分离,微笑曲线形象地表现了其间的差别。当研发成为一种创造,劳动成为一种需要,工作就从程式化、无聊,变为一种变化、刺激、挑战、解决问题、探索甚至发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菲尔普斯)。然而,在承接研发的生产阶段,工人从事的却是“人类无差别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生存的异化劳动,还要消耗资源和承担生态恶化的后果。原罪的细分在表面上淡化了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加剧消解的难度,由二氧化碳减排之难可见一斑。
  与科学一样,技术也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此处主要分析近代科学革命,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技术的历程。
  其一,由简单到复杂,这一点与科学的历程吻合。具体而言,在一端从相应于基本物理运动的机械运动、热运动和电磁运动的钟表、热机和电机,经由相应于化学运动的尿素、染料、炸药和各种合成材料,到相应于生命运动的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现在发展到相应于意识运动的会聚技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以及人可以沉浸于其中的虚拟现实技术。随着技术向高级运动的推进,上述科学技术的原罪也就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生态和人。在另一端是相应于微观和宇观物理运动的技术,诸如核能和量子密钥等,相关的技术在相当程度上尚处于研发甚至科幻(三体)的阶段。虽然如此,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其原罪丝毫不亚于以往的任何技术。
  其二,技术日益臻于完善,进而趋于自我进化。整体而言,技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工作机、动力机,以及控制—学习机。黄道婆的纺织机是工作机,需要外部动力,人力、畜力或自然力,需要人来操控。工业革命诞生了动力机,20世纪后由自动化技术到柔性化生产的过程标志控制—学习机的发展。工作机、动力机和控制—学习机都需要相应的“载体”——材料。智能机器人则是工作机、动力机和控制—学习机合一。与此同时,在互联网、物联网等的“网罗”之下,形形色色的技术按照某些标准互相兼容,日益倾向于形成一个整体,并且倾向于自我完善。技术,越来越呈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这就意味着相应的原罪具有某种系统性而难以消除。
  其三,人机界面日趋友好。工业革命期间,技术低下,尚处于机械等基本物理运动水平,人机界面悬殊,人不得不俯就机器。人是机器,在拉美特利是认识,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是实践。此时,人对技术的依赖在于其力量、速度和持久之类相应于生理的较低层次,以及外在于人;人对技术主要持批判的立场。随着技术由基本物理运动,经化学运动到生命运动从低级到高级的推进,越来越趋近于人。一是使用方便,一键式、触摸、选项、线性,还可以恢复,回到“上一步”,一句话:“傻瓜”。然而,在不假思索之际,轻而易举在随意间甚至“任性”的“一键式”,会增加危机的频率、幅度和范围;二是沿马斯洛需求层次由生理上升到心理需求层面,如游戏、各种社交平台,以及虚拟现实技术,人对机如胶似漆,越来越难以割舍,智能手机造就低头一族,极端便是网瘾。而机一旦离开人,也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三是内在,如谷歌眼镜等可穿戴设备、触摸屏,植入人体的芯片,以及基因治疗等,人与机不离不弃。人机界面在走向友好的同时也暗藏着更大的危机。
  广义的说,人机界面友好中的人既是个人,更是整个社会;“机”既是单件商品,是一个苹果手机,更是庞大的技术、工程和产业体系。一项技术从酝酿、立项、投产、商品化(品牌)、消费,以及售后服务;从一产的资源开采,随后的提炼加工,经二产制造业,以及三产服务业、环保,还要有金融业亦步亦趋,以及多少可行性和伦理等决策论证,整合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与此同时,又有多少技术因得不到社会的支持而胎死腹中或半途夭折。在消费环节,又有多少人和组织把自己的存在、运行和发展建立在各种技术的基础之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科学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但绝不可能把技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技术的社会化或社会建构,也就是社会的技术化和技术建构。一项技术,当它被称为“技术”之时,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技术,而是与孕育和应用它的社会融为一体。技术与人捆绑在一起,人在推进和依赖技术的同时也就拥抱了技术的原罪。
  综合上文还可以发现科学技术原罪的一个特征:不对称。
  利,立竿见影,清晰可见,就是在此时此地的此人,是乔布斯本人或是苹果产品的消费者获利;而弊,来日方长,难以预料南美蝴蝶的翅膀在何时何处引发何种风暴,不知何时何地,原罪会以何种方式降临到哪一部分人的身上。虽然“公众参与”,但没有事到临头,没有在此情此景之下,没有真的降临到自己头上,依然难以感知,更难以判断;再说,利是自己的,而弊则与己无关,或者共同承担。还有所谓“科林格里奇困境”。①一项技术的社会和生态后果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当不希望的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却常常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就是技术的社会化,以至于对后果的纠错或弥补十分困难。这就是控制的困境。当变化容易时,对它的需要不能被预测;当变化的需要变得明显时,变化却变得昂贵、困难和耗时间。上文“人机界面友好”部分已经给出了“科林格里奇困境”的缘由。站在这一视角,对于一项新的技术及其原罪而言,“先发展后治理”大概是人类只能接受的路径。技术(因而也就是社会)的发展注定不是直线,也未必是波浪式或螺旋形,而是在普里戈金的分岔图上由一个分岔走向另一个分岔。而在这些缘由的背后还有更加深刻的哲学原理:时间不可逆。
  三、科学技术原罪背后的人性
  在科学技术原罪,特别是技术原罪的背后可以窥见人的本能和人的弱点。
  人的本能是认识上的好奇和实践上的控制。人在认识上的好奇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于动物的习性。动物(不排除纯粹的好奇)主要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希望了解生存的环境,特别要探究领地内的陌生事物。人类继承了动物的这一本能,并有所扩展。其一,不仅为了安全,而且,以及越来越多的是不带任何功利纯粹的好奇,探索未知世界永无止境。古人探究自然不外乎恐惧与好奇,恐惧是担心自然界的灾害与生灵会危及自己的生存。随着科技的发展,恐惧之心消退,好奇成为科学的首要动力,这就是“为科学而科学”的源泉。其二,正因为此,人类所要探究的远远超出自己的“领地”,扩展到古往今来,宇和宙。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欧里庇德斯写道:“那些获得了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既不追求平民的烦恼,也不急急忙忙参与不公正的事业,而是沉思那不朽的自然界的永恒的秩序,沉思它是怎样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形成的……”在探究的对象上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向内的探究,探索自我,乃至探索“探索”本身的奥秘。其三,这种好奇并不止步于现象和“是什么”,而且在于背后的本质和因果关系。提炼普遍性,举一反三;揭示必然性,知过去未来。任何违背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事件都会激起更大的好奇心,从而扩展人类知识的疆域。与此同时,人类又倾向于以尽可能简约的原理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在上述过程中,知识之间的任何矛盾之处都会让人的内心感到纠结而尽力克服之。只有到了这一阶段,好奇心方得到满足。好奇,以情感的冲动开始,以理性的解释得以释放,随后是在此基础上的新的好奇。
  人在实践上的控制欲同样源于动物对领地的支配欲望。首先是通过行动而达到目的,也就是有效。其次,在行动的过程中保持持续的控制。第三,尽可能以最小成本和风险获得最大收益。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实践上的控制由于得到来自认识上的好奇所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支撑,因而可以尽可能精确地计算行动的每一步的成本、代价和收益,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小作用量原理,到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在眼前可预见的时空范围内,以较小成本(包括时间)和代价获得较大收益;而动物只是出于本能。尤为重要的是,人类可以从一次次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在新的平台上开始新的行动。于是,在目的上就有了战略与战术之分,长远和眼前之分,以及整体与局部之分。人可以为了战略、长远和整体放弃战术、眼前和局部的利益,进而探索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人类倾向于扩大控制领域,延续控制时间。其途径不外乎拥有更大的权力,更多的钱财,以及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前二者延续了动物的本能,后者区分了人与动物。人类的控制欲在于三个方面:控制物,包括自然和人工自然;控制他人;以及控制自我。现在这三个方面都要加上网络世界中的一方。人对自然的控制欲是人类之初技术起源的原动力,而追求更大效益和效率则推动日后技术的发展。人们继而以人对物的控制来控制他人,就此而言,人类就区分为形形色色的利益群体,区分为占据支配地位的牧羊人和被支配的羊,在彼此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中竞相发展新的技术,开发出“效益”更好,风险与成本更低的武器系统。“变成一名电子人!”这就是凯文·沃里克做出的选择,而“那些没有电子化的次等人种……过着未进化的生活,即可能变成将来的黑猩猩”[10]。于是,只要有一个人迈出第一步,不甘被支配的后续者必将亦步亦趋,“赶超”之声此起彼伏。从“我们也要搞原子弹”,到有谁愿意“变成将来的黑猩猩”,从微观层面市场经济下的竞争,到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纷争,人际的控制与反控制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越发正气凛然。人类或许可以放弃对自然的控制,甚至提出“自然中心主义”,所谓“增长的极限”和“新发展观”等都是对于人“类”而言,然而人是否愿意接受他人的控制?谁跨出一步就是人,是牧羊人,而留在原地就沦为类人猿,沦为被牧羊人看管的羊。控制的对象不仅是自然,更是他人他国。
  与永不遏止的好奇心类似,人类一旦对某事实现了控制,相应的行为就会变得单调重复,从而对此失去兴趣。英国的罗斯·金教授研制了一台名叫亚当的机器人,能够像科学家一样做实验,对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假设。金说:“机器人将会比人类做更多实际的试验工作和简单循环性的假设工作。人类将转移至更有战略意义和更有创造性的位置[11]。所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之因亦在于此。苏联心理学家蔡加尼克认为,人始终有一种天生的办事的欲望推动力,能够牢牢记住自己没有完成的事情,但对已完成的事情马上就会忘记[12]。俄罗斯方块的风靡佐证了蔡加尼克效应。人类不断把已或以为弄明白的事物抛到脑后,把已或以为得到控制的事物踩在脚下。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提出“挑战—应战”理论,认为一个没有挑战的民族将走向衰亡。这一观点对于人类、民族和个人普遍有效。挑战与对抗,正是游戏的核心。在游戏中,个人把感到单调重复,或者过于复杂而难以驾驭,然而具有意义的现实生活置于脑后,全身心埋头于游戏中无尽的挑战与对抗,实在不行也可以降格以求,以退一个档次的成功自我安慰,在无休止的挑战与应战中“游戏致死”。
  随着这样的控制对人工自然越来越深的依赖,也就意味着人工自然反过来对人的控制。这就是人类对人工智能和会聚技术等担忧的缘由。电子人之类人机合一之途或许就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合一,其结果不知是进一步扩展了人的控制欲,还是电子人对人的控制,抑或到2045的奇点,人将非人。
  至于控制自我,目前看来多在生理层面,如各种体育竞赛,在比赛的各个环节和面临各种胜负场面对自我的控制,以及屡屡挑战自我的生理极限。心理上的自我控制更难。在各个领域形形色色和无休止的挑战过程中,少有对控制欲本身的控制。
  通常认为,人的弱点之一是自利,这一点同时也是所有生命的本能。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态。虽然人可以为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放弃个人和眼前的利益,甚至牺牲自我,甚至动物世界也不乏在极端状况下,以牺牲个体换取族群生存和延续的事例;但这仅发生于某些极端状况,若是群体以个体牺牲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存在作为常态,群体最终也就失去存在的依据。既然个人的常态是趋利避害,那么对于处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如果可以不侵犯或尽可能少侵犯他人就可以获利,即不失为“明智之举”,由此便可以解释“搭便车”,这就是以最小或无需成本获利。全国政协常委及外事委员会委员贾庆国说,过去,搭便车是中国谋求利益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而随着中国日益强大,这个便车越来越不好搭。(现在)中国一上车,车就垮了[13]。人们之所以争相掠夺公共草地的资源,往公共草地倾倒垃圾,正是因为这样的行为没有或较少会受到其他利益群体的制约,自己不化或只需花较小成本,而代价公摊。维纳富有远见地指出,“只有实现世界大同,不再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才有可能全面抑制科学(主要是技术)的负面作用,充分调动和发挥科学的正面作用。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假设有可能,也是非常非常遥远甚至是遥遥无期的。”②全球气候会议步履艰难难有作为就是明证。
  人的弱点之二,人本身的局限注定不可能洞察和控制一切。再周全的考虑,再细致的部署,只要跨出一步,一切都已发生变化,影响在空间上已经扩展,时间上已经延续。虽然有所谓终极关怀,但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人类在认识上无法全面知晓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要导致而又尚未发生的在生态、社会和人性上的变化,在实践上不可能将所有这些变化在彼此间以及与原有的一切完全偶合起来。人的本能和弱点是科学技术原罪的根源。
  四、科学技术的原罪和人性的演变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原罪和人性也发生了某些演变。
  科学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自身的原罪。其一,科学本身的发展。生命科学注重把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每一个个体都处于各自独特的语境之中。在时间上,对象因“涌现”而“与时俱进”。学术界据此提出所谓“地方性科学”,看来还要有“阶段性科学”。“某时某地”的科学会有各自相应的游戏规则,多样化的游戏规则彼此或多或少重叠,犹如“蓝牙”。复杂性科学越来越注重从关系和非线性的过程,以及嵌入于形形色色的语境之中来认识对象。其二,科学哲学各流派展开对科学的反思,对唯科学主义、还原论、宏大叙事、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批判,重复博弈不可能。实际上,毕达哥拉斯早就道出了真理: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还原只是方法而不是主义,指出编码知识的不足,客观知识,世界3只是“理想状态”,以及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三个世界不可分割;揭示意会知识并提升其地位。其三,科学的边界变得模糊。在认识过程中,直觉的地位越发重要,美学和艺术修养成为科学家必要的素质;价值观念介入其间,伦理乃至宗教情怀,以及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不可或缺。科学之真,宗教之善,以及艺术之美正在打通彼此间的隔阂而趋于融合。与此同时,认识与实践的界限也不再清晰可辨,走向知行合一。虽然如此,在科学的前沿领域,在研究之初,科学的原罪依旧。实际上,只要科学还在,科学的原罪就如影随形,不离不弃。
  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化解其原罪。其一,随着虚拟现实技术和超级计算机及云计算的发展,前者是“虚拟吃一堑,现实长一智”,后者可以完成关于复杂对象和未来过程的海量计算,因而能够较之以往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预见某项技术对自然、他人和使用者自身的影响。虽不足以彻底消解,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技术的原罪。其二,随着云计算、互联网大脑和大数据的挖掘,全球会有更多人以及更早参与对某项技术的监控和评价。美国的弗里德曼在IT领域提出“价值敏感性设计”,力求在技术启动的第一时间,也就是早在设计阶段就发现问题,以减少原罪的传递和放大,消解“科林格里奇困境”。此外,售前服务、让不同人群体验新的技术等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其三,人类从自然界一百多亿年的演化和超循环理论得到教益,提出循环经济,并据此尽可能从全局和长远的视角规划和引领技术的发展。与上文对技术之原罪的分析一样,此处对技术原罪的化解实际上也必然涉及到人、人的本能与弱点。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人的本能与弱点也正在发生某种潜移默化和微妙的变化。本能之一,好奇,正在发生演变。随着知识愈加复杂,彼此嵌套,难以揭示普遍性与必然性,在现象的背后根本就不存在“本质”或“所以然”。人们不得不满足于“有一说一”。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先是统计和概率,继而是海森堡的“不确定”。在不断袭来的“后现代”浪潮中,科学家或者以给传统概念冠以“非”和“不”这样的否定词加以应对,如非有序、非平衡、非对称、不可逆、不确定等,或者创造出相对、涨落、分形、分岔、涌现、突变、模糊和循环之类难以把握的词汇,或者用往日词汇的堆砌(如“后现代发生器”)来填补自己空荡的心灵,抚平种种自相矛盾的解释,遮蔽(海德格尔)与他人交流的窗口,或者以种种主体的“建构”聊以自慰,一个典型是所谓“人择原理”。③批评者认为,这简直赘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事情本来就是不同的,那它就是不同的”,认为人择原理中强调的因果关系的方向是错误的。批评者中有是不少物理学家。虽然如此,“知其所以然”确实越来越难以做到,大数据时代更是举起“知其然”的旗帜,进一步动摇“知其所以然”的冲动,不可能也不必要知其所以然。人类因而逐步满足于远古祖先的知其然,确切地说,是“后知其然”[14]。爱因斯坦曾经坚持“上帝不掷骰子”,而今要做的就是,从中挖掘“大数据”。
  满足于知其然,以种种辩证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安慰自己,不仅是认识的变化,而且是人的心理甚至本能的变化。好奇固然依旧存在,然而止于知其然,即使“后知其然”,毕竟不同于知其所以然,不足以完全抚慰内心的需求。再说,知其所以然在相当程度上是为认识朝未知领域的推进设置了相对明确的方向。如今,没有了知其所以然的冲动,仅仅知其然,此处的“其”究竟为何事何物,也就带上了几分茫然。
  在纯粹为科学而科学,也就是为知而知的好奇有所弱化或淡化之时,包括科学在内,后现代思潮在整体上的实践转向和实践优位,以及主体全方位参与建构,填补了人的好奇本能褪去所造成的某种“空白”,那就是“目的”。独特的主体,带着特定的目的,负载着独特的价值判断,研究独特的对象,以及置于独特的时空环境或语境之中,去“知其然”,在“茫然”中朝向不同主体所设定的不同目的。这一点在大数据时代尤为突出,为某个特定主体在特定语境下的特定目的收集某类特定的大数据,从中挖掘可以特定的为该主体所用的线索。在这样的变化中,好奇,由“知其所以然”对因果决定论的强调,趋于因果决定论与目的论的均衡,进而由目的论主导,也就是从为知而知,走向有目的的知。在宇宙学、基本粒子物理、生命科学和脑科学等前沿领域,传统的好奇心依然盛行;而在其他更广泛的领域,“目的”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引导乃至置换纯粹的好奇。
  本能之二,对控制欲的反思。随着控制无尽的扩张,在对自然的控制中,人们发现单方面一厢情愿的控制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事与愿违,受到来自自然界意想不到的十倍百倍的报复。在全球化时代,对他人的控制往往是“零和”,或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两败俱伤。谋求双赢、多赢成为首要选项,全球治理不再仅仅停留于一般性的理论探讨,而是上升到政策和战略的高度。人们逐步意识到,控制,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控制对象的尊重。在这一过程中,人作为“类”的地位正在提高,在各个群体各自的目的中,人类的目的正在提升。然而必须指出,在现实世界一再受挫后,有人干脆任性而放弃对自我的控制,越发重口味,寻求更多的声色犬马。再者,人们倾向于把控制欲宣泄到网络和虚拟世界,追随梅菲斯特的身影。
  在人的本能发生上述演变之时,人的弱点之一,自利依旧,同时人类的地位有所上升;弱点之二,认识和实践上的局限可以认为有所改善,这既是在实际上确实发生的改善,更在于对这种局限本身的接受和认识。一旦更加自觉和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换一个角度看待周围的世界和自己。
  在上述人的本能和弱点的微妙变化中,人类是否有可能孕育一种新的本能:敬畏之心;对自然的敬畏,敬畏自然之浩渺无垠,敬畏自然与人的息息相关。敬畏他人。在共同遵守的规则下,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与自己一样,具有不可剥夺的生的权利,以及思与行的权利。敬畏自我,敬畏自己身上所固有的人的本能和弱点。
  弗洛伊德在1930年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本能的满足之上,又是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对强大的本能的力量不予满足为前提[15]?
科学技术带着其因人的本能和弱点而固有的原罪,一路向前,正在回过头来改造人性,从而洗涤自身的原罪。在2045年奇点到来之时,人性自利的根源,“自私的基因”是否会改为“先人后己”的“机器人三原则”,抑或,自利的人与无私的机器人的结合?电子人等形形色色的新新人类是否会极大地突破认识与实践的局限?人类无暇拭目以待,这一前景就在眼前。

 
原发:《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0153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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