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贤贵:梭罗的自然思想及其生态伦理意蕴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6-04-12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之一。不过,梭罗最主要的一些作品,如《瓦尔登湖》、《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缅因森林》和《考德角》都是以人对自然的沉思为主题的,充满了对自然景物的细腻的描写,因此,梭罗传统上常被定位为一位自然作家(nature writer)。在20世纪环境运动兴起之后,梭罗关于自然的思想获得了丰富的生态学寓意,并且成了非人类中心环境伦理学的象征和标志。梭罗本人也被誉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主要的自然阐释者,是美国环境主义的第一位圣徒。[1](P171) 

      梭罗对于现代环境运动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他对自然的热爱,他对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洞察,他对自然的精神意义和审美意义的强调,以及他对他那个时代所流行的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都为生态的伦理提供了独特的灵感和支持。 

        一、自然的观察者 

      梭罗1817712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Concord)一个小店主家庭,他的母亲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热爱自然的情怀,常常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带孩子们出门远足、野炊,聆听鸟儿的歌唱。[2](P19)因此梭罗自幼就对自然有浓厚的兴趣,他四岁时第一次见到瓦尔登湖的情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梭罗后来在《瓦尔澄湖》中回忆:“我记得很清楚,我四岁的时候,从波士顿迁移到我这个家乡来,曾经经过这座森林和这片土地,还到过湖边。这是铭刻在我记忆中的往日最早的景象之一。今夜,我的笛声又唤醒了这同一湖水的回声。”[3](P147)),他10岁时写了“季节”(Seasons)一文,描述一年四季景色和天气的变化,是现存的梭罗最早的作品。 

      梭罗于1833年入读哈佛学院,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数学、物理、自然哲学、历史、神学和精神哲学等课程。那时哈佛所在地坎布里奇(Cambridge)还是一个偏僻的乡下,梭罗除了去教室和图书馆之外,常常溜进坎布里奇的田野,或在查尔斯河畔闲逛,观察这一带的野生动植物。[2](P38) 

      1837年梭罗从哈佛毕业后回到了康科德,有了更多的时间观察自然。他几乎每天都步行外出,足迹遍及康科德地区周边的乡村、田野、湖泊、河流,尤其是瓦尔登湖林区的每一个角落。他在日记中记下他所见所闻的各种自然现象:何时花开,何时鸟叫。在阳光和煦的星期天上午,当他的邻居们整齐清洁地坐在教堂做礼拜时,他却涉过康科德河齐肩深的河水,查看水里的生物;当他的邻人们忙着耕地时,他却爬上最高的松树去找鸟窝、松球,或欣赏风景。事实上,梭罗本人也成了康科德人所熟悉的风景。 

      梭罗一生最著名的经历是1845年至1847年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度过的两年两月零两天。这是他进行的简朴生活的实验,他自己种菜,有时去附近的村子打点零工,用大部分时间来观察自然,阅读和写作,并详细记录自己的观察、活动和思想,后来写成了《瓦尔登湖》(1854年)一书。这部名著充满了对自然各个细节的微妙记录:在梭罗的笔下,瓦尔登湖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野鸭、松鸡、鸫鸟、松鼠、兔子、狐狸、土拨鼠是它的常住居民。冬去春来,树木历尽枯荣,这是生命的循环,是自然机体活力的证明。 

      18469月,还在瓦尔登湖畔居住期间,梭罗偕友人第一次游览了缅因州的森林,并攀登了缅因州最高的卡塔丁山(Mt.Ktaadn)。梭罗于1853年和1857又重游缅因森林,这三次的游记后来合成为《缅因森林》一书。在缅因,梭罗见到了真正的荒野,深为原始林区雄浑荒芜的气势所震撼,他写道:“这里的自然是某种美丽但却野蛮、令人生畏的东西。我惊异地看着我所站的地面,想看出造化之力在那里的杰作,他的作品的形式、款式和质料。这就是我们所听说的大地,是从混沌和古夜中造出来的。它不是任何人的花园,是一个未经人手的地球。它不是草坪、牧场和草地,也不是林地、草原、耕地和荒地。……它是广袤的、骇人的物质,不是我们所听说的人的地球母亲,不是人的涉足或葬身之处……而是必然性和命运的家园。”[4](P645)关于这种震撼对于梭罗思想发展的意义,传统的观点认为它使梭罗开始把荒野视为邪恶产生之地,转而欣赏更舒适的浪漫主义的自然,强调荒野和文明之间的平衡,但也有人认为它标志着梭罗对荒野的兴趣的觉醒。[5](P71-72)生态哲学家马克斯·奥尔施莱格(Max Oelschlaeger)认为这次经历使梭罗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绝对依赖,有助于使梭罗摆脱爱默生的人类中心论,从而对自然采取一种生态中心论的立场。[6](P12) 

      19世纪50年代后,梭罗的思想和研究重点明显地从家庭经济、民权政治、文学批评和历史编纂学等诸多领域转移到了自然研究上。这一阶段,梭罗对自然的研究也更趋近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并在去世之前发表了《森林树木的更替》(1860年)和《种子的扩散》(1660-61年)这两篇奠定梭罗在生态学史上地位的论文。前一篇论文讨论不同树种在同一片森林中的交替生长,辨明种子向新的地点传播的方式,证明自然是一个由现象和过程构成的网络。后一篇论文是对前一篇的扩充,讨论动物和其他因素在传播种子方面的作用,阐明自然是一个复杂的自我维持的体系,其中“每一个消费者被迫同时又是一个施与者和种植者”,梭罗并敦促人们运用这些知识去管理森林和林场。[7](P164-167)梭罗在森林更替以及湖沼学方面的成果至今仍为科学界所引用,据统计,从1950年中期到1983年,梭罗平均每年的SCI引用次数为4次,而当代一般科学家平均每年被引用8.2次。[6](P363)因此,称梭罗为生态学之前的生态学家,并非过誉。 

        二、超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梭罗的一生都在与自然为伴,但是,真正吸引梭罗的事情不是把自然当成死的对象,加以科学的研究。即使是在梭罗的工作最具科学性质的地方,梭罗也表现了他毕生坚持的信念:自然有着远远超出感官所能把握的意义,它不是科学所能穷尽的。这些思想的基础是梭罗从爱默生那里接受的超验主义哲学,这是梭罗自然思想的主调,也是他的生态中心论思想的根源。 

      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运动,其最重要的代言人是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爱默生早年为波士顿上帝一位论教会的传道人,1832年游历欧洲,会见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华滋华斯以及卡莱尔,接触了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康德的先验哲学,1833年回国后逐渐发展出他的超验主义哲学。他从康德先天直观形式的概念出发,反对落克把所有的知识都归结于感觉经验,认为感官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而不能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要认识事物之中的更高实在,必须依靠直觉。 

      爱默生在人的精神性的自我,即灵魂,和除人的灵魂外的所有其他东西,包括自己或他人的身体,即所有非我之物(all not ME)之间作出区分。精神的世界是最重要的,因为爱、美和力量在此合而为一。但是精神世界并非只是人的灵魂。他采取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包括灵魂和自然)是精神性的普遍存在(上帝)的流溢,是对最高的普遍存在的反映,因而都是精神性的。人要认识上帝,需要最大限度地向精神世界开放自我,打开心灵的窗口,和上帝交流。 

      在人和上帝的沟通中,自然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他1836年出版的被视为超验主义宣言书的《论自然》一书中,爱默生论述了自然对人的功用。自然固然可以给人提供物质享受即充当商品,但是这是自然的最低级的作用。它的更高的意义是精神方面的。 

      首先,自然是普遍的精神存在的产物,尽管“它是上帝的更遥远、更低级的化身,是上帝在无意识中的投射”[8](P42)。因此,自然反映了精神的存在,能够传达出关于上帝的知识。爱默生认为上帝的本质无法记载在命题里,也是无法言说的,但是,“我们可以从粗鄙的,似乎很遥远的物质现象中预见到上帝”,我们可以在理智上崇拜他,这时,“自然的最高贵的用场就是充当上帝的幽灵。它是普遍的精神借以对个人说话,并把个人带回他自己的工具”。[8](P40)爱默生在一段著名的文字中描述了人的精神在自然中达到升华,以至于和上帝合一的体验:“站在空旷的土地上,我的头脑沐浴在清新的空气里,思想被提升到无限的空间中,所有卑下的自私都消失了。我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球。我是一个‘无’。我看到了一切。普遍存在之流在我周身运行。我成了上帝的一部分。”[8](P10) 

      其次,自然也是人的精神的象征(emblem)。自然和人的灵魂同出于普遍精神的创造,而且,“精神,即最高的存在,并非在我们周围建造出自然,而是通过我们长出自然,正如树木生命的成长是通过从老的皮孔中长出新的枝丫和叶子一样”[8](P41)。因此似乎可以说,自然是人的精神向外的延伸,自然与人的精神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用爱默生的话说,“每一个自然事实都是某种精神事实的象征。自然中的每个现象都和某种心灵状态相对应,而这种心灵状态只有把自然现象当成自己的画像时才能被描述”[8](P20)。因而自然存在的意义必须从它和人的精神的联系上去理解,“人被置于存在的中心,从其他每一样事物中发出的启示之光都照向他。若无这些事物,就不能理解人;同样,若无人,也无法理解事物。自然史中的所有事实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是不结果的,就像单性的植物。但若将它与人类历史相结合,它就充满了生命”[8](P21)。具体说来,自然的象征意义着重表现在它的道德训诫作用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属于道德的,在其无限的变化中永不间歇地指向精神的自然。……这种伦理品格是如此渗透自然的精髓,以至于它似乎就是自然被造出来的目的”[8](P28)。按照这种看法,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所有事物都在向我们进行道德的说教,冲击礁石的海浪教人坚定,蔚蓝、深邃的天空教人宁静,就连自然之美也指向一种精神的或道德的要素,因为“美是上帝在德性之上做的记号”[8](P16)。在爱默生的这些思想中,人类中心论的色彩是很明显的,但它可以说是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人类中心论,以人为精神和意义的中心,将自然精神化、道德化,这和片面强调自然存在的目的要服从人类物质利益的当代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大有区别的。 

      再次,自然是统一的,其根源在于创造自然的普遍精神是统一的,“令人生畏的宇宙本质,不是智慧,不是爱,不是美,也不是力量,而是把所有这些合而为一,且每一种都得以保全,它是万物存在的目的,是万物存在的手段”[8](P41)。在这里爱默生表达了超验主义的一个强烈信念,即世界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一片树叶、一滴水、一块水晶、一个瞬时,都同整体相联,都分有整体的完美。每一个颗粒都是一个小宇宙,都忠实地表现了世界的相似性”[8](P29-30) 

      爱默生对自然的精神化(spiritualized)使他和欧洲浪漫主义者一样,把自然视为对人有益的、良性的,诗人可以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忧伤的人可以在自然中得到治疗。例如他认为“自然决不会有低俗的外表”[8](P9),“世界的存在乃是要满足灵魂对美的渴望”[8](P19),因此爱默生欣赏的自然是树林、小溪、晨风、晚霞,而不是荒凉、野性、没有人类涉足的,甚至对人类的生存有威胁的自然,如梭罗所见到的缅因森林。但是,爱默生因为过分精神化自然,以致把自然视为“上帝的幽灵”,把自然的价值隶属于人的精神价值,所以常常视自然为一种虚幻的、非实在的东西,这是和梭罗肯定自然的思想不同的。 

        三、梭罗的自然思想 

      梭罗的超验主义思想主要来自爱默生。他在1837年春天曾两次从哈佛图书馆借阅爱默生的演说集《论自然》,并且深为其观点所吸引。在爱默生搬到祖居之地康科德居住后,梭罗参加了他家的超验主义者们的聚会和讨论,并于18414月至1843年,断断续续地住在爱默生的家里,兼做爱默生的助手和管家,深受其超验主义思想的熏染。 

      梭罗没有爱默生那样系统的哲学论述,他的自然思想体现在他众多的自然作品(nature writing)和笔记中。他关于自然的基本思想是超验主义的,即认为自然之中渗透着一种宇宙精神,亦即爱默生所谓的“超灵”(Over-soul),例如他说:“最接近万物的乃是创造一切的一股力量。”[3](P127)但梭罗的自然观念还受到印度教思想和印第安人的思想的影响。梭罗在爱默生家居住期间接触了印度教以及其他东方宗教的典籍,在《瓦尔登湖》等著作中多次提及印度教的人物和思想。印度教认为万物都是梵天的一部分,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是不可分的,人类只要调整好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可以和这个精神世界沟通。印第安人的世界观是万物有灵论的,他们认为自然中处处都存在神灵,因而对自然充满敬畏。梭罗一生对印第安思想颇为着迷,曾多次考察康科德地区的印第安人的历史,几次缅因森林之游都请印第安人作向导,对印第安人和自然的关系很尊敬。这些因素都加强了他的超验主义思想,使得他断言:“我脚下所踩的大地并非死的、惰性的物质;它是一个身体,有着精神,是有机的,随着精神的影响而流动。”[9](P37) 

      在梭罗的《瓦尔登湖》中,自然是有生命的,也是有人格的。鸟兽是他的邻居,蚂蚁的厮斗是两个帝国的交战,潜水鸟的“狂笑”透着足智多谋,枭的号叫是瓦尔登的方言(lingua vernacula),狐狸会唱小夜曲,梭罗问道,“难道禽兽不是跟人类一样,也存在着一种文明吗?”就连瓦尔登湖上的冰裂,也是冰块的咳嗽声。[3](P256)瓦尔登湖是活生生的,是亲切的,当梭罗从它的水面上又看到了同样的倒影时,他几乎要问,“瓦尔登,是你吗?”[3](P182) 

      但自然是自足的,它的存在并不需要人类旁观者的欣赏,“大自然极其寂寞地繁茂生长着,远离人们居住的乡镇。”自然上演着自己的戏剧,有自己的演员和观众,梭罗想象,“也许远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乐园时,那个春晨之前,瓦尔登湖已经存在了,甚至在那个时候,随着轻雾和一阵阵的南风,飘下了一阵柔和的春雨,湖面不再平静了,成群的野鸭和天鹅在湖上游着,它们一点都没有知道逐出乐园这一回事,能有这样纯粹的湖水真够满足啦”[3](P170)。梭罗对“一个九月的下午”瓦尔登湖平静的湖面作了这样的描写:“一条鱼跳跃起来,一个虫子掉落到湖上,都这样用圆涡,用美丽的线条来表达,仿佛那是泉源中的经常的喷涌,它的生命的轻柔的搏动,它的胸膛的呼吸起伏。那是欢乐的震抖,还是痛苦的颤栗,都无从分辨。湖的现象是何等的和平啊!”[3](P177)人类的存在又与自然生命的悸动何干?这里,梭罗表达了一种明显的生态中心论的思想。 

      自然不属于人,人却属于自然,梭罗从自然的机体构造中看到,“骨骼系统大概就是水里所沉淀的硅质,而我们的肌肉纤维或细胞组织则是更精细的泥土和有机质。人是什么?难道不是一团融解的粘土?人的手指足趾的关节只不过是凝结了的一滴。手指和足趾从身体这团融解的泥土中流出,流到了他们的极限。在更有利的环境之中,谁知道人的身体会扩张和流到如何的程度呢?手掌,可不也像一张张开的有叶片和叶脉的棕榈叶吗?”[3](P286) 

      因此,自然和人类在身体和精神方面都有着交感(sympathy),这种思想在《瓦尔登湖》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例如梭罗说:“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他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健康,这么多的快乐!对我们人类这样地同情,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黯淡了,风像活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泪雨,树木到仲夏脱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3](P130)人在与自然的交感中可以得到身心的健康,“在任何大自然的事物中,都能找出最甜蜜温柔,最天真和鼓舞人的伴侣,即使是对于愤世嫉俗的可怜人和最最忧悒的人也是一样。只要生活在大自然之间而还有五官的话,便不可能有很阴郁的忧虑”[3](P124) 

      和爱默生一样,梭罗相信自然还能增进人的道德,因为自然的简朴、纯洁和美是衡量我们的道德自然(moral nature)的参照点,梭罗说:“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3](P175)梭罗还把自然看成是医治道德罪恶的灵丹妙药,因为道德的恶是在社会中滋生出来的,所以需要自然来解毒,正如印第安人把中毒的羊埋在泥里,让自然或泥土把毒气从羊身上拔出来一样,“我们也应该时不时地挪动挪动,到田野和森林里远足,以晾晒我们的生命,饿死我们身上的罪恶”[10](P124) 

      自然里还有诗人的灵感,是诗人想名胜力的来源。梭罗主张诗人要强迫风和溪流为己所用,代表自己说话,他要敲榨出字词的原始意思,从自然中提炼出词汇,把这些“根部还带着泥土”的词汇移植到他的篇章中,这样的词句是真切、清新和自然的,就像春天将近时的枝芽那样的舒展,这些词句即使躺在图书馆发霉的篇页之间,但它们却在那里为忠实的读者开出自己的花,结出自己的果,并和周围的大自然相感应。[11](P314)因此梭罗敦促,“诗人不仅是为了力量,而且是为了美,也应该时不时地沿着伐木者的小路和印第安人的足迹旅行,在荒野的深处吮吸一些缪斯的新的、更滋养人的甘泉”[12](P712) 

      最重要的是,在梭罗的思想里,人和自然的亲近乃是人类的必需,因为人接近自然,就是接近“那生命的不竭之源泉”[3](P126)。梭罗理解的人是一种整全的人,是肉体和精神都健康的人,这要求人有一种内心的生活(inward life),即一种灵性的生活(spiritual life),而在梭罗看来,只有在自然之中,人的灵性才能够得到更新和提高,这是梭罗自己在瓦尔登湖森林的生活中最强烈的体验:“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同样地简单,也许我可以说,同样地纯洁无暇,忠诚如希腊人。我起身很早,在湖中洗澡;这是个宗教意味的运动,我所做到的最好的一件事。据说在成汤王的浴盆上就刻着这样的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懂得这个道理。”[3](P82-83)在《瓦尔登湖》的“春天”一章中,梭罗更是把春天的早晨这个万象更新的时刻宣布为上帝创造新人的日子:“在一个愉快的春日早晨,一切人类的罪恶都得到了宽赦。这样的一个日子是罪恶消融的日子。阳光如此温暖,坏人也会回头。由于我们自己恢复了纯洁,我们也发现了邻人的纯洁。……在这春天的第一个黎明,世界重新创造,……为什么狱吏不把牢狱的门打开——为什么审判官不把他手上的案件撤销,——为什么布道的人不叫会众离去;这是因为这些人不服从上帝给他们的暗示,也因为他们不愿接受上帝自由地赐给一切人的大赦。”[3](P293)在梭罗看来,自然之中的生活成为了一种宗教生活,对于一个真正能从自然中得到上帝的信息的人来说,教会的讲道不但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是对上帝的违背。难怪梭罗在别人进教堂的时候却在野地里闲逛,难怪他说:“我的职业是始终留心在自然中发现上帝,找到他的藏身之地,出席自然中所有的演讲和演出。”[10](P125)也难怪他把他在自然中的“闲逛”(saunter)解释为“朝圣”(à la sainte terre)[11](P295),因为梭罗的上帝在自然之中,上帝就是自然。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梭罗关于自然的基本思想无疑是超验主义的,因为他和爱默生一样,认为自然是宇宙精神的创造,自然和人的精神是相通的,他们都强调自然的精神意义的一面,强调自然能给人美的享受和道德的陶冶。但是梭罗的自然是实在的,具体的,它不只是(在精神上)服务于人的手段,它本身就是自己存在的目的和理由,梭罗甚至可以说:“它们比起我们的生命来,不知美了多少,比起我们的性格来,不知透明了多少!我们从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瑕疵。”[3](P188)与其说自然是按照人的精神被造的,不如说人是按照自然的样子塑造的。在爱默生看来,完美的自然是和人的精神最相符的自然,而在梭罗看来,不如说最完美的人是最符合自然的人。 

        四、梭罗论文明与自然 

      梭罗对自然的无保留的赞美是和他对社会的深刻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842年应爱默生之邀而写的《马萨诸塞州的自然史》一文中,梭罗就断言:“在社会中你找不到健康,只有在自然中才能找到健康。如果我们的脚不是起码站在自然之中,那么我们的脸色就会变得苍白、没有血色。社会总是在生病,最好的社会病得最厉害。”[13] 

      梭罗的批评是有很强针对性的。他生活的19世纪中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快速增长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物质主义和经济至上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正如爱默生所说的:“物骑上了马鞍,驱使着人。”梭罗在《没有原则的生活》(1863年)中这样描述康科德的社会:“这个世界是一个无限忙碌的生意场,我每天夜里都听到火车头的喘息,它打断了我的美梦。我们看不到人类休息片刻,除了工作、工作、工作,就什么也没有了。我很难买到一本空白的本子来记录我的思想,它们通常都打上了记账的格子。一位爱尔兰人看见我在地里沉思片刻,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在计算我的工钱。如果一个人从小落下终生残废,人们可怜他也主要是因为他无法做生意了。”[14](P360) 

      梭罗认为美国虽然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政治上的自由,却仍然是经济和道德的奴隶。物质主义导致人们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以此来衡量生活的价值。梭罗说:“如果一个人因为爱森林而每天在树林里散步半天,他就有被视为游手好闲的危险;但是如果他整天时间都花在投机生意上,砍光这些树林,使土地不合时令地变秃,他就会被视为一位勤勉、创业的市民。一个镇子似乎除了把树林砍倒就对森林毫无兴趣!”[14](P360)过分追求物质和经济利益的人不但丧失了审美的眼光和精神的提高,甚至还失去人身的自由,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开篇所言,得到土地的人要终生在土地上劳作,不得歇息,成为土地的奴隶。而在道德方面,人们缺乏精神上的自立,遵从宗教和父辈的权威,注重形式的、教条的说教,把外表当成内涵,以手段为目的。这样的生活是肤浅的,外在的,而当人缺乏内心生活或“私人”生活时,我们的交谈就成了扯淡(gossip),只不过是把我们从报纸上和邻居那里听到的东西转述给另外一个人。随着内心生活的枯竭,我们越来越频繁、绝望地去邮局,但是“那个拿到最多邮件走开的家伙,得意于他的交游广泛,却不知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音讯很久”[14](P370) 

      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生活正是要医治这两方面的弊病。他实践的简朴生活,通过把物质的需要减低到最少,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精神的需要。节俭或经济是《瓦尔登湖》的一个重大主题,在梭罗开列的生活必需品中只包括食物、衣着、住所、取暖,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元素——钱,在梭罗看来,钱对于获得灵魂的必需品来说是最不必需的。工作也一样,因为工作被定义为以赚钱为惟一目标的活动。所以,梭罗坚持每天只工作两三个小时,挣得自己的衣食所需,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观察、读书和思考。作为一位超验主义者,梭罗非常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他说:“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同越好;但是我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的合适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方式。”[3](P65)但是这种独立性并非外在的标新立异,而是精神上的特立独行,他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哥伦布,但不是去开辟市场做生意,而是去发现自己内心和思想的新大陆。[3](P300)梭罗在瓦尔登森林中的独处正是这种向内心世界的探险。独处能使人抛弃不必要的浮华和虚饰,从而聆听内心的、灵魂的需要,所以梭罗说他喜欢孤独,认为再没有比孤独更合群的伴儿了。 

      梭罗不但认为人(个人)接近自然就是接近生命的源泉,他还认为文明若要有持久的生命力,也必需和自然保持均衡。在《散步》(1850年做的讲演,1862年发表)一文中,梭罗为“自然,即与公民自由和文化相对立的、绝对的自由和野性”说话,阐述了文明与自然的关系,对荒野的价值作了有力的捍卫。他说我们的祖先都是野蛮人,古代的优秀文明都是野性的肥沃的大地所养育的结果,每一个伟大国家的创立者都曾从野性的自然中吸取营养和力量,他爱举的例子是罗马的奠立者罗穆卢斯(Romulus)和瑞摩斯(Remus)被狼喂养的神话故事,罗马帝国灭亡是因为它的子孙不再喝狼奶了,因而被来自北方森林中的民族所征服。[11](P309)梭罗认为生命是与野性相伴而存在的,最有活力的东西是最野性的东西,它没有被人所征服,它的存在能使人恢复清新的精神。[11](P310)而我们这个时代的脱离自然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文明,梭罗感叹道:“这里有广袤的、野性的、荒僻的自然,我们的母亲,她无处不在,如此美丽,对她的儿女如此爱抚,就像母豹一样;而我们却很早就从她那里断了奶,投向了社会,转向只有人与人交往的文化——这种近亲繁殖充其量只产生了英国的贵族,是一种注定要很快达到极限的文明。”[11](P318)所以,梭罗说未来和希望不是存在于人工种植的草坪和庄稼地里,也不是在城镇里,而是存在于不可穿越的、令人震撼的沼泽地里。他宣称:“世界保全在野性之中”(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11](P309),这句名言后来成了著名环保组织西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座右铭。梭罗还为理想的文明设想了地理位置:“一个城镇如果地面上有原始森林起伏,地下有另一处原始森林在腐烂,这样一个城镇不仅适合种养玉米和土豆,而且还适合培养未来世代的哲学家和诗人。在这样的土壤上已经养育了荷马、孔子和其他人,从这样的旷野中走出了吃蝗虫和野蜜的改革家(指《新约》中的施洗者约翰——引者注)。”[11](P309) 

      从这些思想中,梭罗提出了建立公园的设想:“每个城镇都应该有一个公园,或者说是一处原始森林,要有5001000英亩大小,这里哪怕一根树枝都不能砍了做柴火,而应永远作为一块公地,用做教育和娱乐。”[6](P213)梭罗对荒野与文明的关系的论述成了后来美国兴起的荒野保护运动和建立国家公园的重要思想基础。 

        五、梭罗的生态伦理 

      如上所述,梭罗关于自然的论述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提出一种关于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的生态伦理学。这并非因为梭罗的时代没有环境破坏的问题,或梭罗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事实上,1844年铺设的康科德至费茨堡(Fitchburg)的铁路经过瓦尔登湖的西面,造成康科德地区森林被大量砍伐,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曾哀叹,“我第一次划船在瓦尔登湖上的时候,它四周完全给浓密而高大的松树和橡树围起,……可是,自从我离开这湖岸之后,砍伐木材的人竟大砍大伐起来了。从此要有许多年不可能在林间的南道上徜徉了,不可能从这样的森林中偶见湖水了。我的缪斯女神如果沉默了,她是情有可原的。森林已被砍伐,怎能希望鸣禽歌唱?”[3](P181) 

      梭罗谴责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但他是从超验主义的角度出发关心这个问题的。作为一位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梭罗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个人的精神独立,个人不受社会的侵扰,而自然是个人保持精神独立性的避难所,是个人灵性生命的源泉,所以,梭罗主要把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等同为社会对个人精神的扼杀,主要是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对自然的美感、诗意和灵性的破坏,比如他说:“今日所有的所谓人类物质改善,如盖房子,砍伐森林和大树,不过是糟蹋风景,使之变得越来越驯服和廉价。”[11](P299)又说:“我认为和诗意、哲学以及生命本身最对立的东西不是别的,甚至不是犯罪,而是商业。”[14](P360)梭罗力图用审美主义和商业主义相对抗,他问道:“难道伐木人是松树的朋友和爱慕者,因为他站得离松树最近,最了解它的习性?……不!不!是诗人,是他最恰当地使用松树——他既不用斧头拨弄它,也不用锯子逗它。”[12](P685)他还反对瓦尔登湖旁边的茀林特湖以一个农夫的名字命名,其理由是因为这个农夫对湖采取实用的态度:他“强暴地糟蹋了湖岸……更爱一块大洋或一只光亮的角子的反光,……连野鸭飞来,他也认为它们是擅入者……他从没有看见这个湖,从没有在里面游泳过,从没有爱过它,从没有保护过它,从没有说过它一个好字眼儿,也没有因为上帝创造它而感谢过上帝”[3](P184)。这和当代环境伦理学诉诸道德、良心来评价人类对环境的行为,力图把道德关系推广至自然环境的做法是不同的。 

      但是,梭罗强调自然的精神与审美意义,以及人与自然的“同情”,又确实包含着人对自然的行为规范,比如他说:“要保证健康,一个人同自然的关系必须接近一种人际关系……我不能设想任何生活是名副其实的生活,除非人们同自然有某种温柔的关系(certain tender relation)。”这种“温柔的关系”是排除对自然施加不必要的暴力的,梭罗曾自责为了得到栗子而用石头击打栗子树,他说:“对喂养我们、并给我们遮荫的树木施加不必要的伤害,不但粗野,而且是犯罪。”对于一位邻居砍了康科德惟一的一棵朴树,梭罗声称:“如果有人因为虐待孩子而被控告,那么,其他人也应该因为虐待交给他们照看的自然的面孔而被控告。”([6](P209)梭罗也反对以科学研究的名义杀死其他生物,在1840年代他和哥哥约翰有时还以枪射鸟,来辨认鸟类,但到了50年代,梭罗写道:“为了宁静而成功的生活,我们必须和宇宙合而为一”,因此,“故意和无必要地对任何生物施加哪怕最小的伤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杀”。[5](P133) 

      由于坚持人的生命的更高需要,对于梭罗来说,维护自然以及自然的野性,有时是一件比道德规范更具约束力的事情,即他所说的“更高的规律”。比如他反对吃兽肉,但是其理由却不是道德的,他说自己“对兽肉有反感并不是由经验引起的,而是一种本能。卑贱的刻苦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更美;……我相信每一个热衷于把他更高级的、诗意的官能保存在最好状态中的人,必然是特别地避免吃兽肉,还要避免多吃任何食物的”[3](P202)。不吃兽肉固然是对动物的仁慈,但它更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他说:“……如果有人能教育人类只吃更无罪过、更有营养的食物,那他就是人类的恩人。不管我自己的实践的结果如何,我一点也不怀疑,这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人类的发展必然会逐渐地进步到把吃肉的习惯淘汰为止,必然如此,就像野蛮人和比较文明的人接触多了之后,把人吃人的习惯淘汰一样。”[3](P203-204) 

        六、小结 

      梭罗对于现代环境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独到之处不只在于他是一位细心的自然观察者,发现并表达了自然各个部分协调统一的生态学思想,因而被人称为“生态学创立之前的生态学家”[15](P4),他的更大贡献还在于他深邃的自然思想所包含的许多要素都在当今的环境生态思潮中得到了体现。比如他强调自然有不依赖人的独立价值的生态中心论思想,他强调自然的审美和精神意义,极力反对把自然的价值约减为经济价值的思想,他对同时代盛行的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社会流俗的深刻批判,他论述文明和荒野之间应保持平衡的思想,都得到了当代环境运动,尤其是生态伦理学的响应,就连梭罗一辈子不离故土的生活方式都被认为符合现代的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的主张,他的“公民不服从”的政治见解如今也被创造性地运用到了绿色和平运动之中。 

      正因为如此,梭罗的思想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魅力,成为今天环境生态伦理学的重要精神资源,梭罗本人也成了西方生态伦理的当之无愧的精神先驱。 

     【参考文献】  

    [1] BUELL,L."Thoreau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A].in JoelMyerson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2] HARDING,W.The Days of Henry Thoreau:A Biography[M].Dover:Dover Publications Inc.,1982.
    [3] 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4] THOREAU,H.D."Ktaadn",The Maine Woods[A].in Henry DavidThoreau[M].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5.
    [5] MCGREGOR,R.K.A Wider View of the Universe:Henry Thoreau's Study of Nature[M].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7.
    [6] BUELL,L.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M].The Belknap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7] HOAG,R.W."Thoreau's Later Natural History Writings"[A].in Joel Myerson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Thoreau[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8] EMERSON,R.W.Nature[A].in Ralph Waldo Emerson:Essays &Lectures[M].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3.
    [9] NASH,R.The Rights of Nature,A Histoyr of EnvironmentalEthics[M].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
    [10] HARDING,W.& MEYER,M.The New Thoreau Handbook[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0.
    [11] THOREAU,H.D."Walking"[A].Great Short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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