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超:论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的变革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6-06-20
  

中国百年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固有节奏,从而为近代的历史图景增添了许多特别的内容,这些内容已经溢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通过自然递嬗而塑成的一种“自然伸展”的性状,而呈现出新旧杂陈、旧的试图拖住新的但新的终于胜过旧的这样一种反复纠缠、斗争的历史发展态势,这也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的趋向。所以,从总体来看,对于近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特质应当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基本认识:

 

   首先,历史是有连续性的,这是历史的最基本的属性。当我们论及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时,实际上是在以古代道德生活史和现当代道德生活史为参照背景的前提下把近代这段历史特别凸显出来来加以关照。但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理论研究上的“方便”而人为地“框设”出一个历史片段,以体现这段历史的特殊内涵和意义。同样,所谓古代道德生活史的研究或现当代道德生活史的研究也是如此。但这种人为的框设并不是要隔断整体历史,当然历史也是割不断的,不管理论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裁刀”如何锋利,毕竟史实是不容任意裁剪的。无论历史中某一阶段具有何等特殊的内涵和意义,体现出何等“偶然性”的特征,但它都是历史发展塑成的结果,都会体现出历史一脉相承、绵延串流的统绪来,因而,这段历史内涵和意义也需要通过“整体观览”方可准确定位。就中华民族近代的百年而言,虽然我们的民族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道德生活领域中也必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在变化、改革或革命的节奏中仍然有不变的东西存在,这也就说明,在中华民族波澜起伏的近代道德生活世界中,仍然保留着一些生活的“常态”,而通过分析这些生活的常态,我们就能够更加客观地厘定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中之“变”究竟是何等程度上的“变”:是全方位的变化还是局部的变化,是只发生在思想层面的变化还是在规范或德目抑或是道德价值标准的改变,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变化还是个人道德行为的改变抑或是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婚姻家庭生活都发生了改变,等等。

 

   其次,历史也是具有延展性的,因而发展、变化也必然是历史的属性。但是对于历史的变化,有时仅仅是量上的堆积,就像随天气渐冷而慢慢加衣一样,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它的“容量”会越来越大,但是其演化路径和价值取向并没有发生转折性的改变,我们可以把历史中的这种变化称之为“量变”。具体来说,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固然存在着许多变化的现象,但是有些变化只是发生在表层上的,或者说只是传统道德元素辐射范围的扩大,并未触及道德生活根基层面,而表现出“死水微澜”的症候。而梳理清楚这些量变的现象,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的内在演变逻辑和演变过程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再次,近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是一段充满了“道德变革”或“道德革命”意蕴的历史,即近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场域中充满了许多新的、与传统道德生活格局不契合或不一致的“新质”元素,因而,研究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就需要检视和发现其中的“质变”,发现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在近代发生的重大转折。也就是说,聚焦这段历史不是仅仅要留存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场域中曾经发生的事件,更要洞悉中华民族走向未来、在道德上获得新生的“秘密”。

 

   一、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的“常态”

 

   历史是变化的,但又总是在变中蕴含着不变,我们就把这种不变称之为历史的常态。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中的常态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仍然是中华民族谋生存、求发展的生动写照,这也是梳理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所必须认肯的前提和确立的基础。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说,历史的延续不是缘于纯粹的思想和观念的流转,而是由于人的生命的延续,所以历史是人的生存史、发展史,而不是纯粹的观念史。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首先必须确定的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起点。因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①。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一方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交往,另一方面也发展出了人与人的交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人与自然的交往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力,人与人的交往则形成了具体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人的生存需要不会始终停留在一个恒定的水平上,“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②。因而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不会始终保持不变,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会带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生产关系发生改变。这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就成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至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③。  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为我们思考和分析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历史演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参照。尽管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样态在发生着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仍然没有逃离这样几个基本的要素规定:首先,无论在何种历史空间或哪个历史断面来梳理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发展样态都要基于中华民族谋取生存和发展的实际状况,即要从她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状况为基础来探寻发掘其道德生活的内在蕴含和演变逻辑。换句话来说,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等客观要素成为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道德生活架构的基础。其次,不能从虚构的概念和预设的理论前提出发来构建道德生活史。也就是说,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在任何时候都不表现为纯粹的伦理思想史或道德观念史,而就是人们鲜活的生活样态。当然,研究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道德生活史不能停留在简单地记录、复写或描述日常生活的层面,把道德生活史变成一部机械地记录生活的“流水账”,而应该从鲜活的生活中捕捉到价值选择的蕴含。再次,道德生活不是孤立的生活场域,除了是由于其扎根于纷繁多样的现实生活或渗透于现实生活的特征之外,还在于,即便在思想和观念的层面,它也不是孤立的,道德的元素与法律、政治、艺术、宗教等元素都存在着交融、互动、重叠的关系,所以应当在宏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洞开近代道德生活史的门扉。

 

   第二,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的核心内涵仍然是民族精神的凝结,这也是整部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贯穿始终的主线。近代的内忧外患虽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很大的牺牲和伤痛,可谓元气大伤,但是她的魂魄未灭,精神未倒,意志未懈,根脉未断,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未散。

 

   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的精神、魂魄、意志、根脉、向心力和凝聚力都来源于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和对祖国统一、完整的高度认同与维护,而这一点在华夏文明初萌的时候即可见端倪。“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周朝建立的时候,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中国人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固的文化大一统的观念,这个观念还可以往前追溯,应该说,至少从中国历史中的‘三代’(夏商周)以来,这个观念就已经存在。”④大一统观念就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基础,就是民族精神之根,也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越是随着时间的积累,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就越强、内聚力就越大,大一统的格局就越稳固,而非任何其他外力所能轻易支离、瓦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有诸如“五胡乱华”等事件发生,但是结果却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添丁增员”而日益壮大。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试图吞灭中国。外敌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但是,“西方帝国主义虽然不像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但也是一种外力;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民等一连串的起义,说明中国内部也出现了大问题。这正如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内部先有‘黄巾之乱’,接着外部又有边疆少数民族的窥视。只是因为西方的侵略,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因而把问题看得非常严重。可谁会想到,我们花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把中国重新统一;统一以后,花了六十年的时间就把经济全面搞上去。恐怕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们已经达到了中华文明第三黄金时代的入口”⑤。

 

   由此可见,近代百年,虽然民族危机空前,但是中华民族精神并未因此而溃散,所以才有了国家的重新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起航。

 

   第三,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的重要内容仍然是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民族文化是承载和传播民族精神和价值信仰的重要载体,所以,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近代道德生活史必须关涉的重要内容。

 

   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深重,救亡是第一要务。而在挽救民族危机的过程中,反省落后挨打的原因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对器物落后的认识到对制度落后的反省再到对文化落后的分析,这一过程被看成是近代民族自我批判意识发展的逻辑过程。很显然,这一过程的深化便是对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而从史实来看,近代中国,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反传统文化的声浪的确声势浩大,传统的许多东西都被视为中国衰弱的因素而成为革命的对象。如太平天国在定都南京后,洪秀全就对儒家伦理学说采取了激烈的“摒弃”态度,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收藏读者也,否则问罪也”⑥。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也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进行了批判,认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纲常伦理的教化、禁锢是造成国民奴性的重要原因,“三纲之说之中于人心也,以至于不可救药,以君为臣纲,而奴隶箸于政治;以父为子纲,而奴隶见于家庭;以夫为妻纲,而奴隶伏于床笫”⑦。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呼吁改造国民道德,而改造的重要路径就是“取法西人的文明”,西人文明“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⑧。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是直接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领导劳苦大众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也对中国封建纲常道德进行了批判,形成了具有崭新内涵的“革命道德”。总之,在近代史册中,关于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反思批判的言论可谓洋洋大观。若依上述之论很容易得出这样几个结论: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的一个显明的主题是批判而不是传承传统文化,缘何而论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也是近代道德生活的“常态”的体现?

 

   对此,我们以为有三个方面是需要明示的:

 

   其一,中国近代社会由于外敌的入侵,社会动荡不宁,各种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纷纷出现,但是他们往往都是围绕着相同的问题而企图寻找解决之方,这个问题就是民族和国家的救亡图存,尽管他们提出的思想主张不尽相同,产生的效果也存在着巨大差别。在这样的复杂局面面前,以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或保守的与激进的等等“二分法”来看待这些思潮、事件和人物未免过于简单和草率。在中国近代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人物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复杂的,难以简单地予以定性。包括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和洪仁玕、维新派阵营的康有为、梁启超,甚至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等人,他们的确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纲常伦理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但是他们又没有完全否定中国传统道德,甚至许多人又主张传统道德的回归。这说明简单地套用“一个公式:凡是介绍西方伦理道德学说,就对历史起正面的推进作用;凡是株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则对历史起消极的促退作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公式包括不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全部内容,也是很不科学的”⑨。也就是说,不能由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任务的迫切而使得我们对激进的反传统道德文化的思想行为予以更多的关注,而对于守持传统道德文化的思想行为缺乏客观公允的考量。

 

   其二,传承文化不意味着原封不动地照搬,一方面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诠释,另一方面要对传统优秀的道德传统继续阐扬。从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整个历史上看,这基本上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恒常现象。从前者来看,中国近代史上即便是“保守派”或“守旧派”,他们固然对中国传统道德抱有一种“誓死捍卫”的情结或态度,但是他们仍然会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对传统道德规范或德目做出一些新的阐释。被称为晚晴保守派代表人物的倭仁在阐述程朱理学时自然也不是完全“照着讲”,他十分强调程朱理学道德论中的“力行”观点,认为“讲学以为行也,明体必须达用,明善尤贵诚身。我辈今日宜就当下地位讲求践履,步步踏实,尽一方职分,即尽一方性分,方见讲学实功不是空谈心性”⑩。而对“力行”的强调是与他对当时时局的认识和判断分不开的。他说:“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11)当然他开出的避免“夷祸”的药方以及“雪耻”的举措与维新派和革命派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倡导“力行”的价值圭臬也是根本不同的。

 

   从后者看,近代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不但没有湮没、遮蔽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反而为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出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至晚清已经氤氲发展了几千年之久,在历史长河的沉淀过程中,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民族认同,可以说与中华民族的生命机体已经融为一体。这些优秀的道德文化传统在价值导向上主要体现在:第一,注重国家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第二,坚持强不执弱、众不暴寡、富不辱贫的精神。第三,讲求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第四,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第五,追求道德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成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第六,重视道德践履和道德修养,倡导道德主体的自我完善。此外,廉洁自律、宽厚待人,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以及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和奋发图强也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重要内涵。尽管近代中国,国家衰败,山河破碎,但是中华民族的这些优良道德传统并没有被丢弃,还仍然渗透存留于我们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

 

   其三,近代中国社会充满了变动,但是从道德生活的层面来看,这种变动在某种程度或某个阶段来说仍然是“死水微澜”。

 

   道德生活并不是某个孤立的生活领域,其最核心的内涵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具有价值选择或价值取向意义的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因而道德生活是附着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上的或者说道德生活是需要通过对日常生活进行过滤后方能敞开的。道德生活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具有一种相对稳态的构造性特点或滞后性的变化节奏。因而,虽然说社会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也会影响到道德生活,但是这种影响常常并不是直接就能显现出来的,社会价值系统的变化是需要经过适应性的调整过程的。

 

   以中国近代社会的具体情况而言,毫无疑问,民族救亡的政治斗争是当时社会环境中最显性的要素,“也是国家前进和倒退的关键。民主革命的先驱者首先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提出方案,并为民族的独立而进行革命实践。因而伦理思想往往只是作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附属品,只是革命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项目。因此,很容易造成一种看法,仿佛政治可以代替伦理道德;政治问题解决了,伦理道德问题便迎刃而解。事实上,政治斗争对伦理思想虽起很大的作用,但它不能代替伦理思想,也代替不了伦理思想”(12)。政治对道德的影响如此,经济对道德的影响也大致如此。所以,尽管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宁,但是支撑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并没有像爆破一栋残破的楼房那样可让其瞬间崩解,道德生活领域的变化是有的,但是在很多方面(包括社会阶层、社会生活的具体领域、具体地域等等)的变化程度和节奏是存在差异的。以上所论旨在说明,我们在分析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时,应当在这种历史变局中看到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的恒定性和稳定性。在道德生活领域,虽有西风,但也只是东渐,并未产生瞬间席卷的效果。中华民族虽然遭受沉重苦难,但是民族精神和气节并未倒下。

 

   二、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的“量变”

 

   从哲学上看,稳定与变化都不是绝对的,稳定不意味着僵化、静止,变化也不意味着变动不居。当然,相对于以往的道德生活样态,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的变化因子是非常多的。因而,许多学者在论及近代道德生活的特征时,都往往以“变”来定调(13)。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近代道德生活中的变化属性是不一样的,有些只是“量变”,就像是新瓶装老酒,形式上变化了一些,骨子里并没有多少改变;有些方面的变化则是“质变”,即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改变。此处先论“量变”。

 

   中国近代时期可以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试图通过学习、改良和革命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的命运,他们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发起了“六大运动”:(1)太平天国运动——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2)洋务运动——地主阶级的一次自救运动;(3)戊戌变法运动——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首次尝试;(4)义和团运动——农民反帝爱国运动;(5)辛亥革命——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6)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14)。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这“六大运动”的展开,对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道德生活的影响和改变也是明显的。但是认真考量这些变化不难发现,旧民主主义时期道德生活的变化在许多方面都只是“量变”,即,是不彻底的改变。

 

   首先,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在伦理观念和道德实践方面的确有很多“新”的变化。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虽然对儒家传统道德大加斥责,简单地移植和加工了基督教的一些道德元素,在太平天国内部也实行了一些道德革命,以期建立一个“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路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上德”的太平社会。但是实际上他对封建礼教又十分依赖,太平天国的内部统治从实质上来说仍然是以传统的宗法伦理为纲纪。义和团运动充分体现了农民阶级朴素的爱国情怀,但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地位和狭隘的眼界使他们无法从阶级本质上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认识,最终为封建势力所利用。

 

   其次,处在封建统治阶级阵营的地主阶级在国家危亡的关头出于维护封建统治和自身利益的目的,也试图对传统道德进行改造。一些开明或主张变革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如魏源、林则徐、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都对当时的道德沦丧表达了忧虑和愤懑,提出了一些整肃道德风尚和加强道德教化的主张,而且在接触西学、师夷长技的过程中,他们也对西方人的一些价值观念,如以商为本、重视事功等予以肯定。以倭仁、杨廷熙等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保守派尽管固守传统伦理纲常,但是面对西学的渗透和改革的呼声,他们也不得不根据时局变化而对传统道德进行一些新的诠释。当然可想而知,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颠覆和危害自己统治地位的改革来,道德上的变化也只是为了更加有力地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

 

   再次,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批判旧道德倡导新道德方面表现得最为激进的当属资产阶级。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他们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主张开民智,新道德,移植或嫁接西方伦理思想,但是他们处于传统而反传统的姿态决定了他们道德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者,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也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道德生活格局。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总是带有私人利益的牵挂,因而他们不可能彻底地改变为本阶级谋利益的价值立场,也就不可能与旧道德彻底决裂。另外,资产阶级革命所依靠的革命主体并不是最广大的下层社会民众,因而他们的道德启蒙总是有局限性的。

 

   再从社会具体生活领域来看,旧民主革命时期,经济生活领域、政治生活领域、文化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婚姻家庭生活领域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都体现出价值取向的变迁。如在经济生活领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观念有所动摇,主张富国固本的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和赞赏;在政治生活领域,主张学习西方、改变国家政治管理模式的思想和观念也不断有人提出;在文化生活方面,在厚重的传统文化织就的“幕布上”也不断地出现一些鲜亮的颜色,特别是城市文化生活领域也呈现出开放多元的征候,一些大都市竟然也慢慢“光怪陆离”了;在公共生活领域,随着公共生活空间的逐渐扩展,人们的公共生活方式逐渐丰富,人际交往的范围和内容也有了新的变化,公共生活的道德准则也慢慢丰富起来了。职业生活的变化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变化主要源于在近代社会背景下,随着商业领域的缓慢发展,职业分化越来越频繁,新的职业不断出现,各种职业行规也必然会不断完善;婚姻家庭领域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传统家族文化在新的时代受到了冲击,传统的生育观、贞操观受到批判,倡导“家庭革命”也意味着倡导建构新的婚姻家庭伦理。对于上述内容,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只能简单地罗列。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道德生活领域的这些变化是我们研究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所必须要关注的内容,忽视了这些内容,毫无疑问就无法完整地呈现中华民族近代的道德生活图景。但是对于这些变化我们又必须进行审慎地剖析: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变化只是在为近代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革命积蓄力量,它们本身还被许多传统道德“陋俗”拖拽着,因而只是“量变”。

 

   三、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的“质变”

 

   近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最根本的变化是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标志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中国劳苦大众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过程中所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中国革命道德”。这也是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也可以称之为“质变”。

 

   实际上,五四运动以前道德生活领域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了,五四运动后这种变化仍然在延续着,而且在很多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如在思想文化层面,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以批判孔学为名实际上是要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整个民族提供一种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虽然提出了道德革命和改造国民性的口号,但是这种思想启蒙并没有以调动广大民众参与为目标,因而是有明显局限性的。但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思想启蒙运动则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主要是因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把反封建思想斗争的立足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发展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把反封建的方式,从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批判,逐步发展为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者的弱点,把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有力地向前推进。这些启蒙为新道德观的建立和新的道德生活秩序的确立开辟了道德,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

 

   近代以来,他们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展开的抗争之所以一次次遭受挫折和失败,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坚强的、先进的政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新成立后,这种局面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大会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政党,要坚持群众路线的方法,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在当前阶段的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一向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的力量逐步组织起来了、凝聚起来了,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已经达到280万人,工人队伍已经基本组织起来了,加入农会的农民已经达到了数千万之众。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目标、风范和信仰已经获得了中国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和信赖。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崭新内涵的“中国革命道德”。概括地说,“中国革命道德是指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优良道德”(15)。中国革命道德虽然并不仅仅是新民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产物,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道德形成的非常重要的阶段。中国革命道德具有崭新的内涵,是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的“质变”元素,主要是基于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革命道德具有崭新的思想基础。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凝结和升华。

 

   第二,中国革命道德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目标。它引导中华民族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国主义为旗帜,高扬无私奉献、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勇于牺牲、忠诚人道、勤俭节约的革命精神。

 

   第三,中国革命道德既是理论更是实践。在它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以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为近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增添了鲜亮的色彩: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建立了军民鱼水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是人民的子弟兵;密切了干群之间的关系,“只见公仆不见官”;提倡婚姻自由,解放妇女,建立和谐的革命家庭;提倡劳动关荣,形成了人人争奉献的劳动氛围;倡导革命同志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形成了崭新的人际关系……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道德从根据当地辐射到了全中国,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史也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原文出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2015年第20155期 第2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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