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奴役问题新解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6-09-19
  

 技术奴役问题新解

 

王伯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技术是文明的元素,技术活动模式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之本。随着现代技术功能的日趋强大,人们受到的技术奴役也愈来愈广泛而深重。技术奴役是技术矛盾运动的具体表现,种类繁多;消除技术奴役的努力应当具有针对性,遵循人本原则、可容忍原则、民主原则、审慎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只有在技术进步、人性完善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才能逐步削弱技术奴役,摆脱技术困境。

  关键词:技术/奴役/矛盾/解放/消除

  进入现时代以来,技术呈现加速扩张态势,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功能。海德格尔的“座架说”、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波兹曼的“技术垄断”等学说,都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技术对人性的压迫与奴役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网奴”“低头/刷屏族”“职业病”“药物依赖症”“棱镜计划(PRISM)”等现象,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技术对人类的控制与役使。在技术化时代,如何理解和应对技术的奴役性,不仅是一个关涉“如何看待技术”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关乎“如何对待技术”的实践问题。本文从人类技术活动模式与技术矛盾性出发,力图剖析技术奴役的机理与基本形态,进而揭示弱化技术奴役的原则与前景。

  一、技术活动模式的形成

  人类由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本能上的欠缺与生存环境的变迁,促使先民们最终踏上了技术创造与改进之路。技术是文化的隐性结构与基本格式,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围绕“如何有效地实现目的”的现实课题,人类不断创造和应用的目的性活动序列、方式或机制。人类史与技术史表明,技术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形态,与人类相伴而生,构成了人的基本属性。

  自然界中的每一种动物都拥有各自的生存本领——本能,本能由一系列无条件反射环节构成,带有稳定性、顽固性,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历史上许多物种的灭绝就根源于此。这种先天的本能活动模式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决定了动物的生存方式以及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人类及其始祖也拥有许多本能,只是在后来生存环境的变迁过程中,它们难以有效支撑先民的生存和发展,才不得不在本能活动模式的基础上拓展延伸出技术活动模式。

  上帝通过人类继续他未竟的创世事业。动物本能是上帝的作品,而技术则是人类的后天创造物。作为人类本能的补充和延伸,技术的创造和改进增强了人类适应环境的本领,同时也导致人类的许多本能发生了退化。虽然有关技术本质或起源的学说很多,但无论是卡普的器官投影说、马克思的器官延长说,还是斯蒂格勒的代具说、敖德嘉的需求说等,都是在动物本能的基础上展开的。事实上,技术活动模式以人的肢体、器官、生理、心理、意识等先天条件为建构基础,反过来也会奴役或摧残后者。

  技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其中手的灵巧化、脑容量的增加、智能(或意识)的萌发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在人类进化史上,原始工具拣选与制作的进化过程漫长而复杂,至今人类学家仍未弄清其中的许多环节。且不论石器之前是否存在过木器、骨器形态,单就粗制石器的制作而言就已经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标志着人与动物的分野以及技术活动模式的诞生。

  不难理解,技术活动模式的形成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标志着人类从顺应自然开始,经由利用自然阶段,最终踏上了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的道路。(2)表明人一开始就是技术的人,社会一开始就是技术的社会,文明一开始就是在技术的基础上建构的。换句话说,技术活动是人类的基本属性或生存根基,人类难以走出技术的“铁笼”。这也是技术奴役之根源。(3)催生了人与技术之间的矛盾,进而也产生了技术的解放与奴役问题。

二、技术奴役的主要表现

  “奴役”就是把人当奴隶一样地使唤,“技术奴役”就是在技术活动过程中,人像奴隶一样地被控制、驱使或折磨。作为技术系统的研发者、创建者、建构单元、操控者、作用对象等,人与技术系统的建构、运行乃至解体过程的各个环节都难以割裂,不得不忍受来自技术的多方面奴役。

  ()技术难题困扰

  任何技术系统都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人类发明创造的产物,人类需要攻克一系列技术难题,经历多重磨难。由于认识与创造能力、资金与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局限,研发者常常苦于找不到克服技术上的未知与未行的路径或方案。他们犹如奴隶一般为技术研发目标所驱使,长期为技术难题所困扰或折磨。例如,经过近几十年的艰辛摸索,人们尚未创造出受控核聚变技术、打破夸克禁闭技术、治疗艾滋病技术等。同时,技术研发往往是在社会竞争的背景下展开的,社会运行节奏的加快、资本的扩张、竞争的加剧等,都会使技术难题的奴役趋于深化。

  ()工作强度加大

  作为社会生活的隐性结构与基本格式,技术及其研发已演变为现代社会的最大变量。技术效率的提高必然会加快技术系统的运行速度与社会生活节奏,迫使人们拼命追赶不断加快的时代步伐。同样,技术效能的拓展总是伴随着更多新技术形态的创建,在推动社会发展、丰富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必须应对更为繁杂的事务。在现实生活中,生活节奏的加快与工作量的激增往往同步发生、相互叠加。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空间距离“缩短”,人们已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中,需要关注和应对的事务量倍增,且紧迫程度不断提高。例如,以往以时滞为特征的单一书信往来,已为今天的多媒体实时通讯所取代,海量信息扑面袭来,使人难以招架。

  现代人卷入了众多社会事务及其技术体系的建构与运行之中,扮演的社会角色增多,上下班界限趋于模糊,工作负担加重。与加速发展的技术相比,人们犹如正在拼命追赶一列越开越快的列车,手忙脚乱,疲于奔命。日理万机已不只是领导人的写照,越来越多的现代人也在为日趋繁杂的事务所累。然而,人的精力和时间总是有限的,要及时完成不断增加的工作量,势必要提高劳动强度,透支体力。同时,人的生理、心理都有一定的阈限,难以适应工作与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精神日趋紧张,“亚健康”流行。

  ()技术规范约束

  分工是人们应对能力有限与需求多样化之间矛盾的技术选择,也是社会技术的典型形态。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人的兴趣、知识、能力等都被“剪裁”,按照技术的内在要求定向发展。因此,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人人都是“行家里手”,而一旦超出该领域,他们就沦为技术上的“废物”。现代人为分工“壁垒”所阻隔,深陷狭隘的“专业陷阱”之中,失去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条件。

  在现代技术体系运行中,大众越来越失去了自觉性、主动性、自主性,被迫按照外在的技术模式、规范、节奏生活,从属和依附于技术。作为技术体系的建构单元或作用对象,人们必须按照技术系统的运行模式与节奏行事,被动地接受异己的技术力量调控。即使技术体系的操纵者,也必须按照操作规范、规则驾驭技术系统,误操作、监控不到位甚至维护不及时,都可能引发技术灾害。

  ()技术压迫之痛

  技术的正效应与负效应如影随形、相伴而生,人们在享受技术功效的同时,还必须忍受技术负效应的折磨。例如,使用手机通讯就要接受电磁辐射,驾乘汽车就要容忍腿部肌肉退化等。与技术负效应的实际发生不同,技术风险则是一种可能发生的潜在危害。由于技术系统、单元及其结构的非齐一性、不稳定性,以及运行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技术风险难以避免。同时,随着技术功效的提高,技术风险及其危害也会同步放大,进而把人类带入风险社会。因此,人们在建构和操控技术系统的过程中,始终生活在技术负效应与技术风险的阴影之下。

  作为人们实现目的的手段或方式,技术的设计、建构与操控等环节都渗透着价值诉求、利益博弈或权利争夺。凭借先进技术形态扩大权利、排挤或打压对手,既是技术权利属性的具体体现,也是政治斗争的基本形式。在社会技术体系的建构与运行过程中,下层群体总是处于被监控、被压迫的劣势地位,不得不按照上流社会的意志生活。当然,在社会技术设计、建构与运作等环节维护自身权益,也是下层群体的抗争与求生之道。同样,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利争夺也是通过技术途径实现的。军备竞赛、军事威胁、网络监控或攻击、情报搜集等,无一不是在技术体系中运作的。由此可见,处于技术社会之中的现代人,无时无刻不受到技术的多重控制或奴役。

  ()工具理性牢笼

  技术活动模式的思维基础就是工具理性。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技术体系及其建构过程的复杂化、技术科学的兴起,以及社会发展对技术进步依赖性的增强,各类技术形态的创建与改进开始演变为一项繁重的社会任务。手段开始颠覆目的,“磨刀”逐步左右“砍柴”,使“砍柴”的意义与价值流失或变异。追逐利润的资本运作与追求功效的技术研发不谋而合,合力推动了工具理性的膨胀,进而挤压价值理性的生存空间,使人性与文化处于畸形发展之中。“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入在这些方法的网罗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1]如果说人类不会放弃技术活动模式,那么同样也不会走出工具理性的“牢笼”。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恰恰在座架中——此座架咄咄逼人地把人拉扯到被认为是唯一的解蔽方式的订造之中,并且因而是把人推入牺牲其自由本质的危险之中。”[2]

  事实上,技术的奴役种类远不止这些。既然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如此多的奴役,人类又不可能抛弃技术活动模式,那么能不能消除技术奴役呢?如果能,如何消除?如果不能,为什么?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

三、技术奴役之源

  技术奴役源于技术的矛盾性,是技术矛盾运动的具体表现。因此,剖析技术矛盾结构是理解和说明技术奴役的逻辑前提。在文明演进与技术世界的扩张过程中,逐步衍生出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多重对立关系。

  ()人与技术的矛盾

  作为人的生活方式或维度,技术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或人在其中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中,都存在着人与技术之间的复杂矛盾及其运动。例如,研发环节的已知与未知、已行与未行,操纵环节的可控与不可控,运行环节物化技术的快节奏、高强度与人的生理、心理阈限之间的对立等。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一系列矛盾的发生与解决就形成了技术进化的基本线索。

  技术发展史表明,虽然人与技术矛盾的具体内容、表现形态处于更替演进之中,但是这一矛盾形式却始终存在。在人与技术的矛盾运动中,始终存在着来自技术方面的挤压、排斥、对抗等压迫力量,这就是矛盾的斗争性;也存在着来自技术方面的规约、牵引、依赖等协同力量,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技术的奴役性就是这一矛盾特征的通俗表达。在这里,把斗争性归入技术的奴役性范畴容易理解,其实同一性中也包含对人的约束和限制性内容。现代人对交通、通信、电力、给排水、医疗等技术体系的严重依赖就是明证。既然人与技术的矛盾不可取消,那么技术的奴役性必将长期存在。

  ()技术形态的对峙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价值观、信念、追求不同,具体需求与目的各异,因此导致技术建构与应用上的诸多差异。可以说有多少种不同的目的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技术形态,对立的目的将导致对立技术形态的创建。有什么样的进攻性武器就有什么样的防御性武器与之抗衡;有多少种计算机“病毒”就有多少种“杀毒”软件应对。人们权利、意志之间的对立也往往诉诸技术体系之间的对峙、抗衡,军事对抗或战争就是它的典型形态。因此,处于对立技术形态或技术体系对立之中的群体,必然会受到对方技术力量的压制与威胁,滥用或恶意使用技术的情况时有发生。既然情感冲突、意见分歧、利益对立等社会矛盾普遍存在,那么通过技术途径解决这些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技术的奴役或摧残。

  ()技术效应的背反

  技术体系的建构与运行服务于人们目的的实现,这就是技术功效,可视为技术正效应。然而,随着时空场合的转移、环境的变迁、作用强度或对象的变化等,技术的运行往往会产生一系列间接的、衍生的、长远的消极影响,损害人们的其他利益,这就是技术的负效应。正效应与负效应、解放性与奴役性源于同一技术系统,两者相互依存,同步发生,构成了一对矛盾。例如,在存储信息、处理文档等方面,电脑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方便,但也容易导致人们记忆力、文字书写能力等方面的退化;空调具有调节室温、冬暖夏凉的功效,但也带来了细菌传播、人体抗热耐寒能力下降等弊端。既然人们不可能抛弃技术活动模式,那么技术负效应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就必须忍受它的折磨与奴役。

  ()技术风险的威胁

  技术风险就是技术创建、运行乃至废弃过程中潜在的种种危险。任何技术形态都是由若干要素按照内在机制建构而成的功能体系,要素的非齐一性、结构的非稳定性、寿命的有限性、操作者的易错性等因素,都使技术系统的创建与运行过程中潜伏着失效、失灵、失稳的危机。同时,任何技术系统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建构与运行的,环境因素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或易变性往往会向技术系统内部传导和转化,影响技术系统的正常建构与运行,甚至导致技术灾难。一般地说,技术系统越复杂、功能越强大、运行环境越波动,技术风险就越大。“技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特别是那些未知的风险。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利弊共存的问题。”[3]实践证明,绝对安全的技术系统是不存在的,技术风险不可避免。因此,只要人们从事技术活动,就必须接受技术风险以及可能诱发的技术灾害的奴役。

四、弱化技术奴役的基本原则

  既然技术矛盾是技术奴役之源,那么通过克服技术矛盾的方式就可以消解技术奴役。需要指出的是,技术矛盾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彻底根除技术矛盾就意味着放弃技术活动模式。这是反人性、反人类之举,是注定行不通的。然而化解技术矛盾,进而弱化技术奴役却是切实可行的现实选择。为此,我们至少应遵循如下四项基本原则:

  ()人本原则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愈来愈重视生命的价值。这就要求服务于人类目的实现的技术研发、建构与运行过程应当以人为本,尊重人权,敬畏生命。违反法律的技术形态将被禁止,有背伦理道德的技术形态会受到谴责和抵制,轻视生命价值、损害人类尊严的技术形态将会被历史淘汰。例如,禁止克隆人的技术研发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药物的临床试验必须遵循知情同意等伦理原则,禁止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等。即使解决敌对矛盾的技术形态,也受到了这一原则的规约。废除酷刑、死刑,优待俘虏,研制精确打击武器,实施定点清除战术等,都是人本原则的内在要求,都有助于弱化相关技术的奴役。

  ()可容忍原则

  虽然技术负效应、技术风险等奴役形态广泛存在,难以根除,但是人们却从未放弃探究和减轻这些奴役的努力。事实上,提高技术功效、减轻技术负效应、降低技术风险等创新活动,一直都是技术进步的轴心。因此,相对于技术功效的持续提高而言,技术奴役程度也在被不断削弱,相对减轻,处于可承受范围之内。例如,一百多年来航空技术的不断进步,就使飞机的安全性、舒适度、逃生设施等技术指标逐步提高,对机组人员和乘客的奴役相对弱化。即使许多新技术形态催生出一些新的奴役类型,但它也是技术创建者或应用者可以容忍或愿意付出的代价,而且常常会被列入日后技术创新的主要目标。

  ()民主原则

  民主是制约权力滥用的有效途径和时代潮流,技术民主化则是抑制技术霸权及其滥用、引导技术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技术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场景下应用的,或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地关涉公众的利益。一般地说,技术研发者或使用者看重技术的积极效果以及给自身所带来的眼前利益,而容易忽视技术间接的、衍生的、长远的消极影响。因此,应当引入民主原则和决策程序,让利益攸关的社会大众充分了解技术的利弊得失,直接或通过其代理人间接地参与技术项目的监督、评价与决策过程。这也是校正技术发展方向、弱化技术奴役的制度保障。

  ()审慎原则

  由于人类的先天缺陷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加之现代技术体系结构复杂、功能强大、影响深远,这就要求人们在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上必须慎之又慎。以往人们主要依靠有限的试验、经验以及逻辑推演,仓促评判和确认技术的功效或奴役性。然而,历史与逻辑都表明这一归纳性的评价模式是有缺陷的,也是导致许多严重技术后果的认识论根源,今天人类面临的许多危机与挑战都根源于此。例如,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穆勒发明和推广DDT杀虫剂时,没有料到残留于植物中的DDT成分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或动物体内,影响人类或动物的生殖健康。因此,在新技术的研发、选择、决策等问题上,审慎态度比理论完备、方案论证和经验验证更重要、更迫切;只有反复试验、持续跟踪、全面评判、反馈修正,才是应对技术奴役的有效策略。事实证明,审慎原则的贯彻将有助于避免诸多不可逆转的技术灾难或奴役。

五、在不断解放中逐步消除奴役

  人类之所以创造和选择技术活动模式,其根源就在于它的解放功能。社会发展史表明,人类的每一次解放都是在技术发明的基础上取得的。例如,机器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电灯将人类从黑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电话、互联网把人们从信息隔绝中解放出来等。“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4]不难理解,技术的解放性与奴役性相伴而生,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体,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和有害的。这就是说,人们在享受技术解放成果的同时,还必须忍受由它所带来的奴役。

  所谓“解放”就是解除束缚、限制或奴役,使人们获得自由或发展。可见,“解放”是“奴役”的克星,新技术的发明创造有助于削弱某些奴役状态,是人类迈向自由王国的“阶梯”。这里的奴役可以是旧技术形态的奴役,也可以是自然、社会或人类本能等方面的奴役;同时,新技术形态负载着多重价值诉求,也会派生出新的奴役样式。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5]一般地说,源于新技术形态的奴役样式是该技术无法克服的,但它往往会转化为下一轮技术创新的目标或任务。例如,环保技术就是针对许多产业技术的跑、冒、滴、漏现象而研发的,有助于消解环境污染带来的技术奴役。

  技术奴役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原因复杂,应当分门别类地展开分析和寻求对策。从微观层面上看,利弊得失上的精打细算使人类踏上了一条趋利避害的技术创新之路,不断从自然与社会的多重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愈来愈多的自由而忍受愈来愈少的奴役。从宏观层面上看,由于人性贪婪、集团斗争、民族矛盾、文化差异等社会历史局限性,人们总是利用先进技术维护各自利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对方,使其直接遭受技术的蹂躏或奴役;或者在借助先进技术形态实现各自目的时,诱发自然灾难或社会危机,使社会大众间接遭受技术的奴役。在这一情况下,技术愈先进、功能愈强大,人们遭受的技术奴役往往也愈深重。当今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核战争威胁、交通事故等,无一不是由滥用技术导致的,已演变为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

  从技术建构与价值负荷机理看,以功利价值观为核心的技术活动模式,是人类行为理性化的产物。技术系统服务和从属于特定目的的实现,是一种低层次的价值形态。技术研发的目的往往是事先给定的,至于目的本身的意义、善恶、合法性以及技术体系日后如何运作等问题,研发者大多不予质疑和讨论。这就是所谓的初级工具化。而当人们在具体社会场景中,运用技术成果实现各自目的时,常常会把自己的意志或价值诉求注入技术体系的建构与运行之中,以便更有效地达到预定目标。这就是所谓的次级工具化[6]。不难理解,初级工具化主要形成技术的内在奴役,而次级工具化主要形成技术的外在奴役;内在奴役的消解依赖于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而外在奴役的消除则有赖于社会进步与人性完善。

  认识技术奴役性及其根源是为了更好地消除技术奴役,在这一方面人们不仅可以而且应当有所作为。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指出,仅仅依靠技术进步及其解放作用逐步削弱技术奴役是不够的,还有赖于人性的完善、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等。这就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进程。在这一社会发展进程中,虽然道德、法律、科学、宗教、艺术等社会上层建筑都是历史的产物,带有时代的、地域的、民族的局限性,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助于约束和引导技术研发、建构与应用活动,是一种削弱技术奴役的现实的进步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技术奴役将长期存在,但抑制和削弱它的力量也在蓄积和成长之中。因此,单就消除技术奴役的目标而言,人类仍然有一段漫长而泥泞的道路要走。

  原文参考文献:

  [1][]埃·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5.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950.

  [3][]H.W.刘易斯.技术与风险[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4.

  [5]Herbert 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M].Boston:Beacon Press,1964.163.

               (原载:《河南社会科学》(郑州)2016年第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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