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力"与"理"之间:欧战语境下中国"科学"概念的道德困境与意义转向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7-01-13
  

"力"与"理"之间:欧战语境下中国"科学"概念的道德困境与意义转向

2016年12月23日 08:59 来源:《学术月刊》 作者:张帆 

  作者简介:张帆,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杭州 311121

  内容提要:1914年欧战爆发,将附着于“科学”概念之上的竞争之“力”与生存之“理”的矛盾同时呈现,国人陷入道德困境,各种调适思想应运而生。警惕“力”者,视“科学”为物质主义,主张调和中西文明;崇尚“力”者,尊“科学”为竞争哲学,倾向唯意志论;留美学生另辟蹊径,输入整体性“科学”概念,强调科学精神与方法的超功利主义的本体价值,规避道德陷阱推介现代科学,但“科学”概念却逐渐泛化为信仰。中国的“科学”概念事实上突破了科学技术的学术范畴,多维度地向政治思想领域延伸,以表达国人投身社会变革所着意的方式。

  In the First World War,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strength and the survival of national right attached to science’s definition.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m were presented at the same time.Chinese people fell into a moral dilemma.Various adaptation ideas came into being.Alert to force who,looking science’s definition as material doctrine,advocated to mediate Chinese and West civilizations.Advocate to force who,admiring science’s definition as competition philosophy,were approved of the Only Will Theory.Som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S found another road to bring in integral science’s definition.They stressed the ontology value of science method and spirit of beyond utilitarianism.The practice made science’s definition avoid moral trap,but generalized for belief gradually.Science’s definition in modern China actually extended from the academic categ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political thoughts multi-dimensionally to express way for the people to join the social change.

  关键词:欧战/“科学”/物质主义/生存竞争/“科学救国”/the First World War/science’s definition/material doctrine/struggle for existence/the thoughts of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1914年,欧洲战争爆发,《东方杂志》发表了章锡琛转译日本《太阳》杂志的一篇文章——《力与道理》,指出欧洲战争是一场“列强各为其生存而图军备之扩张与充实,各为其生存而参加于凄惨之战争”,即是“力重于道理”。“力”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竞争,延伸为思想上的意志主义,政治上的权力主义;“道理”即公理,体现为国家、民族之间的生存权利;各国皆存在于“力”与“道理”的约束之下,应以不侵犯他国生存权利为界限,可一旦发生利害冲突,“所谓权利者,力而已矣”。①由此揭示战争中“力”与“道理”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

  “力”与“理”相当于今人理解的强权与公理。“力”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延伸,近代每一次中外冲突中的失败或隐或显地增加了国人注重物质一边的言说力量,②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如此。但是,罗志田指出五四学人理解的“科学”与晚清以来落在物质或技术层面的“科学”意义相歧,“科学”概念走向精神和方法成为一个异数。③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表明,从清末到辛亥革命时期,公理大多用于指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进化论,与上文的意义契合。但到1918年欧战结束时,国人欢呼“公理战胜强权”,公理一变成为平等自由、社会正义的代名词,且认为公理意义转向的缘由之一是“科学”概念在相当多的场合等同于现代常识。④结合以上研究,参考《力与道理》一文的发表时间,可以推测在欧战期间,因为“科学”概念的意义发生转换,影响了“公理”一词的表达方式。

  欧战对于近代中国影响甚大,中西文明的批判、新旧思想的论争,无不是战时思想的延伸,但以往研究大多停留在“理”或者是“力”的单一层面,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天然联系,鲜有将二者勾连做动态的历史考察。⑤本文意在顺时而下,梳理与“力”相关的“科学”概念转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理路,借以展现欧战语境之下,国人在维护国家生存之“理”的问题上的迷茫与抉择。

  一、“力”的威力

  1914年,欧战爆发。战争一开始便因其规模空前、战况惨烈引发国人的高度关注。随后,战祸蔓延亚洲,日本强占青岛,战争变得与中国的生死存亡休戚相关。欧阳法孝在文章中写道,“中国若干平方厘之土地与生产,将悉为欧洲列强滋补之参苓”,战争“其不利于中国,只有缓急大小之问题,并非有无之问题,而其不利益之最小限度亦比较庚子以前,甲寅以前加倍或数倍之”。⑥强烈的民族危机再一次侵扰中国思想界,凡爱国者都围绕战争发表着各自观感。

  战争中德国的强大令国人侧目。寻根求源,他们认为德国胜利的原因之一在于科学发达,当德意志恃科学之力以区区一国弹压全欧,中国人不禁惊叹“大哉,科学之功能”。⑦欧战向国人展示了新型战争的威力,战争不仅是兵力的角逐,更是政治、军事、科技、经济实力、思想文化、国民素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较量。科学技术在战争中发挥着惊人作用,欧洲各国的军备竞赛给了国人最直观的感受:“去岁欧战既开,若飞机,若潜艇,若四十二声之巨炮,如交通邮递之改良,制造原料之代用,经济财务之新组织,因为战争迫不得已而获之新发明,不知若干。今兹犹在秘密中,战争停止,其所发表之成绩,将有与吾人以大可惊骇者,论者以谓此二年中所获科学之效乃胜于其数十年所研求者。”反求诸己,国人不得不承认这是“民族胜衰之差等一大原因”。⑧

在此非常时期,与战争相关的科学技术成为国内的热门话题。专门的军事杂志,如《浙江兵事杂志》在学术栏研究新式武器的发明与运用。一些有影响的综合杂志开辟专题以展示军事技术发展的最新状况,《东方杂志》登载了诸如《飞行学要义》《千里眼之科学解释》《军事飞艇之通信术》等军事题材的文章,1918年开始连载《欧战中最新智识》,且被其他报刊广为转载。由于艳羡德国科学的发达,他们甚至连战争也一并赞美。《东方杂志》刊载《战争与德意志科学之发展》一文,说德国自开战以来,受到协约国的包围,在日用品方面严重短缺。于是德国化学家大展其能,将非德国所产的必需品一一考察,而搜求替代物,并已初告成功。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本次战争对于德国而言虽然直接损失于战事,不可胜计,但战争中的科学发明却能给德国未来带来不可限量的利益。相比之下的局外国,虽有平安之名,可于战争中的新发明,就是出昂贵的价钱也不可一得,德国人实值得崇拜与仿效。⑨

  落后的屈辱感与救亡的使命感接踵而来,发展科学成为中国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海内外学人举出英国事例,说明“科学”教育的重要。1916年,《大中华》报道说,“英国科学会”认为英国在前线的失利是因为英军缺乏“科学”智识,是英国以往数十年间蔑视“科学”的结果。今次欧洲大战实为“科学”与“科学”之战,蔑视“科学”者,将永无发达之希望。于是决定非实行教育改革不可,欲将科学知识普及于一般国民,并谓此为英国将来能否成为大国的重大问题。⑩1917年的《科学》杂志也刊登了这则消息,说英国因科学教育不足而蒙受战争损失,有36名科学家发表宣言,主张注重科学宜订诸法律,改革学校,政府应聘用深知科学之人,并建议中国重视自然科学教育。(11)同年,李寅恭从英国发回文章再提英国人重组“皇家科学会”之事,且谓如今列国日日竞争于“科学教育”,而我国家竟犹未梦见,此后他将以“科学”为唯一之事业,追随世人,出我不开化之阶级。(12)

  不过,虽有国人大声疾呼提倡科学教育,国内的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1916年,有人抱怨说,“吾国假复古之风,已似随袁帝而俱逝,但国内仍有谓学校课程,如博物理科无用者,实孔有人”。(13)任鸿隽自述创办《科学》杂志后,“海内大雅颇不以同人为不可教,怜其款款之愚,惠然以沮疑之词来相劝”,且谓“国人此时未尝需要科学也”。(14)李寅恭致信陈独秀,说他关于农林上的研究,曾为《科学》《农商公报》《神州日报》采登,但“未见有毫末之影响,言之只为中国前途悲也”,希望“先生加以介绍语及评论,尤足使国人注意”,(15)从中大致可见科学研究者的落寞。

由此可见,国人虽震慑于西方的科学成就,却还没能内化为发展科学的现实动力。究其原因,有时人云“吾国人于此,即令急起穷追,为长脚之进步,能逮及何,而况乎是否有此急起直追之意志,均不敢知一也”。(16)此话包含二义:一是客观上中西科学实力反差巨大,即便奋起直追,恐怕还是学犹不及;二是主观上国人须有发奋图强之意志,此意志尚未得见。二者之中,后者尤为关键,因“国家之最后优胜,究非恃有军事上之能力,实恃有道德上之能力而已”。(17)由是,战争中关于物质之力的讨论终以道德为落点,这一现象与民初的国家政情密切相关。

  欧战爆发之时,恰逢民国初立,百业待兴,但因“政争汹汹,仅免破裂,人心风俗不见涤荡振刷焕然一新之气象,而转有道德腐败一落千丈之势”。(18)乱象之下,道德救国的主张甚嚣尘上。有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19)提出立孔教为国教;有杜亚泉目睹“二次革命”间的世事纷争,针对物质主义,提出“精神救国论”;(20)亦有陈独秀等人与传统思想针锋相对,提倡“伦理革命”。各家思想虽为异途,却不约而同地主张从道德处着手。

  选择道德救国,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的科学现状毫不知情。在提倡孔教救国之前,康有为明确提出“物质救国论”,认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21)杜亚泉被誉为“中国科学界的先驱”,是“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22)陈独秀则认为科学法则是人类普遍的、永久的、必然的法则,甚至期待着“以科学代宗教”。(23)以上“科学”概念的内涵或有不同,但“科学”及其所负载的各种力量,都已是各人思想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国家新旧替乘之交,重塑价值似乎比发展科学更为迫切。欧战爆发之时恰逢中国深陷共和危机,德国发达的科技固然令他们目眩,但德意志民族表现出来的顽强意志、竞争活力更能吸引他们的目光,他们坚信德国的精神力量才是造就“科学”的根本动力,也是涤荡中国思想界的一剂猛药。

 有学者注意到《青年杂志》创办初期,有一种坚韧强悍之气日益突出,(24)言语中时刻闪烁着战斗的激情。陈独秀在文章中大力提倡教育中的“兽性主义”:“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於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25)李大钊认为世界文明较新者,“惟德意志与勃牙利”,“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26)刘叔雅总结欧战给中国带来的教训有三:其一、和平者,痴人之迷梦也;其二,强弱即曲直也;其三,黄、白人种不两立,因欧西白种诸民族正欲联合为一大同盟,并力一心,以歼灭吾黄种而后快。(27)归根结底,国之强弱由民德之盛衰所决定。

  欧战初期,几乎整个中国思想界都存在以德为师的暧昧,(28)他们在德国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最渴望的品质,那就是“随在皆有科学精神”,以及“其国民性之精进沉着”。(29)蔡元培一边称赞德法两国“工程之完坚,组织之精密,无不源于科学”,一边追寻两国军人俱能奋勇前进的精神根源,认为是美育造就了参战各国的战斗意志。(30)欧阳仲涛有感于参战欧人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而发出对宗教的赞叹。他认为民国以后所从事的道德救国于国民心理均无效,唯有宗教“以灵魂为质,以未来为鹄”,“为灵魂计,则可以牺牲肉体,为未来计,则可以牺牲现在”。(31)不论国人从德国人身上看到的是兽性主义、美育精神,还是宗教的力量,日耳曼民族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实力无疑令国人艳羡。

  从根本上言,“一战”是一场生存竞争的能力的较量,“凡近世发明之文物,与诸般身心上特别的要点,经科学上之研究而发达者,泰半足为促进战争之原因”。(32)或曰由科学创造的物质只为“力”之半体,由科学发达衍生出来的“人类最高尚之道德,由战争而发展”,(33)积极进取的意志力成为催生一切强力的精神源泉,二者在生存竞争的哲学体系中分置于形上/形下,互构为战争哲学的整体。对于欧洲各国而言,“科学”内涵由物质上升为精神本有其内在逻辑,但对于概念外发的中国而言,发展科技与激发意志,孰重孰轻孰先孰后却成为一个两难的选择。在物质力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以道德或精神救国对于中国而言似乎更为切实可行。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来自东西各国的道德评判逐渐澄清战争的非正义性,国人更深切地陷入道德选择的困境。

 二、“理”的忧患

  1915年,《进步》杂志转译美国的《欧战探源论》,认为战争是因“哲理上以物质主义为立国之基,而以武力为解决问题之手续”的思想谬误所导致。(34)夏元瑮从德国发来消息,认为此次大战是“白种人权利竞争之结果”。(35)按照《力与道理》一文的作者所言,“道理藉力以为维护,权力藉理以为保障”。但因国际间道德薄弱,“夙夜危惧之事”起。换言之,国际间“力”与“理”缺一不可,道德是平衡二者最基本的保障。但可悲的是,当下“实为国家利己主义之时代”,凡“有国者将皆有臬兀不能自安之势”。(36)在这个无道德可言、“力即道理”的世界中,羸弱的中国将如何自处?

  《大中华》杂志上说:“近世之文明与人类之幸福适成反比,其验诸经济、道德、政治与夫物质者……故文明进步,遂为人生一切苦恼之源……凡有欲求真正之幸福,究竟之极乐者,当知超于所谓文明,更有向上之一义。”(37)曾几何时,国人还在笃信西方文明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通道,而此时近世文明与人类幸福已然成为一对矛盾,作者不得不祈求有超越二者之上的极乐幸福,于世界主义与社会主义有所期待。钱智修检讨说,“吾国自与西洋文明相触接,最占势力者厥维功利主义”,四十年前有富国强兵之说,三十年前有格致实学之说,二十年来有民权自由之说,皆因羡慕西方物质文明之享受、欧美盛强之幸福。(38)此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转身成为“由竞争中来,徒为罪恶之渊薮”(39),前后反差之大,让国人始料不及。但是,如果极乐世界遥不可及,文明与幸福又非此即彼,那中国又该何去何从?

  欧战初期,杜亚泉看待战争的心情就颇为复杂。一方面,战争的残酷使他觉得人类前途一片灰暗,“吾侪之死于刑戮、劫杀、病疾、灾难”,“欧洲人民死于炮火兵刃之下”;“勇也,怯也,仁也,暴也,文明也,腐败也,不过世人各从其所择定就死之方法”。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战争恰逢其时。当国人的精神正陷于懊丧、沉滞、颓唐的状态,“欧西之炮火,黄海之波涛,忽而相逼而来,震吾耳而炫吾目,盖世事已成急转直下之趋势,不能许吾人以停滞之机会。生物之精神,皆由感受外界之刺激而起兴奋,国民亦然。今日之大战争,殆将为吾国家未来十年中开一变局,而特以此峻烈之兴奋剂”。因此认为欧战可以“刺激吾国民爱国心”,“唤起吾民族之自觉心”。(40)此乃国家主义与平和主义的内心交战,即“不平和之军国民主义、民族的帝国主义”与“非国家之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41)

战争的爆发印证了杜亚泉战前的观点。1913年他就表示“军国民主义,乃一种危险而褊狭之主义”,随着生存竞争之说浸润人心,随着物质主义的昂进,最终达于战争极点。(42)但是,即便有了思想上的自觉,摆在国人面前的似乎只有两种选择,是饮鸩止渴,还是坐以待毙?杜亚泉先是选择了前者,作《国家自卫论》,以期唤醒国人的血性。他说中国自古以来漠视国家主义,但欧洲战火涂炭,中国“绝无自己保存之力”,此为国家生死之问题,因此提倡“卫国”应先于“治国”,从而求得“卫国”“治国”二者兼备,中国不亡而已。(43)但也有人奉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表示应该维持现状,“即使吾国一时受其屈辱,而如此侵略主义之国家,势必为世界之公敌。亚历山大帝也,拿破仑第一也,其武力足以镇伏一时,然不旋踵而败?盖好战之国民,终遭破灭,吾人正可引为殷鉴者也”。(44)

  与此同时,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杜亚泉对战争的认知从军备之争上升为思想之争。1915年,章锡琛节译日本杂志的文章,谓此次战争乃道德思想之根本差异。参战各国先后在哲学、宗教、伦理三方面各执一词,以证明自己国家的正义与人道。德国的战争哲学以尼采学说为依据,认为战争化一切人事为进步良善高洁之主力,此为“武力即善主义”,英国人讥讽其为“弱肉强食主义”。反战哲学则认为生物以协助为必要条件,世界以协力而进化。(45)杜亚泉进而定性战争为“思想战”,乃德国的生物生存竞争学说与英国的生物协力生存学说之间的对抗,最终以战争的形式实现其思想。(46)由此认为,只要在思想上化解竞争的根源,中国就不必在国家主义与平和主义之间做生死抉择,“吾国民于此时代”应明对抗调和之理,应付纷纭世变,“虽不能遽望战争之消弭,然或不至以新旧思想之歧异,而酿生无意识之冲突,促成可悲惨之战祸”。(47)

  杜亚泉的折中思想逐渐确立,在“精神救国”的基础上提倡社会协力主义。理论的核心来源于西方实证心理学的新学新知,宣扬的不再是中国人熟知的孔德、达尔文以及斯宾塞一路以生存竞争、自然淘汰为核心的、单一向度的进化,而是经过心理学改造后的伦理进化模式。战前,他曾将颉德的理性势力、巴特文的心理进化论、胡德的调和的新生命论等理论汇集融合,发展成为哲学思想上的“分化与统整”,认为就人类社会而论,分化即表现为对外的生存竞争,统整则表现为对内的互相协助。人类心理中,常具有互相反对二方面:一为自利的,一为利他的,一为自己之生存,一为与他人共生存。且在人类心理上,常常无法协调,于是演化为理与情、理与欲、性之善恶、智与伦理等各种形式的二元冲突。(48)今此欧洲大战为“科学主义横留之时代,优胜劣汰之说,深中人心,社会之苦祸与罪恶已达极至”,(49)实际就是有分化而无统整,自利与利他的力量失衡而造成的恶果。因此,在“科学”与道德之间应有“调剂平衡之道”。(50)调剂之法为社会协力主义,用道德的力量制衡权力,既可避免极端国家主义的危险,又可减少极端平和主义之弊害。(51)它不仅涉及人类的和平问题、国家主义的改造问题,还涉及人类的道德继承问题、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等重大议题。(52)

  具体而言,杜亚泉将东西文明区别为“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二者“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各自占据了道德与竞争的一端。经此世界大战,“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53)因此,杜亚泉的思想看似折中,却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调合“科学”与道德,二者还是有主次、优劣之分,即便是“平和的国家主义”,(54)其出发点依旧是平和主义的。

李大钊同样将中西文明区别为“动”与“静”,主张调和折中,却与杜亚泉相反立论。首先东西文明非性质之差,而是程度之异。他说,“今日立于东洋文明之地位观之,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尽管“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李大钊亦言调和,但认为中国特有的“数量之众,忍苦之强,衍殖之繁,爱重平和之切,人格品性之坚,智力之优,与夫应其最高道德观念之能力,皆足以证其民族至少亦为最终民族中之要素”,却无益于启发未来人类发展的文明形式。同时举出大量“静的精神”不能适于“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的例证,以证明“苟不将静止的精神,根本扫荡,或将物质的生活,一切屏绝,长此沈延,在此矛盾现象中以为生活,其结果必蹈于自杀”“惟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最终得出结论,中国民族已臻奄奄垂死之期,苟欲其复活,“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55)李大钊虽然祈望融合东西以创造“第三种文明”,但言语中对于本国文明有更多责难。

  陈独秀在讴歌德国精神的同时,对于军国主义的膨胀亦有警觉,曾表示“德之军国主义,则非所仰慕”。(56)他同时表示不赞成互助论,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57)从而认为“人类之进步,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58)表现出调和“科学”与道德的倾向。但是,当战争摆在面前,陈独秀还是表现出不得不战的决心。他说:“战争之于社会,犹运动之于人身。人身适当之运动,为健康之最要条件。盖新细胞之代谢,以运动而强其作用也,战争之于社会亦然。久无战争之国,其社会每呈凝滞之态。况近世文明诸国每经一次战争,其社会其学术进步之速,每一新其面目。吾人进步之濡滞,战争之范围过小,时间过短,亦一重大之原因。倘有机缘加入欧战,不独以黄奴之血,点染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一快举。而出征军人所得之知识及国内因战争所获学术思想之进步,可观也。”(59)他不只肯定了战争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而且还论证我国参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张宝明认为陈独秀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将进化论的“优胜劣汰”“强存弱亡”加以科学化和真理化,不但是一个双重道义、正义的标准问题,还有一个不惜以欧战的代价来换取国民猛醒的饮鸩止渴式的启蒙原则问题。(60)

  杜亚泉与新文化人之间的思想差异是“科学”概念自进入中国以来认识的承接,在欧战语境下思想冲突尤为激烈。“科学”一词在东西各国坚船利炮的裹挟下进入中国,它不仅是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力”的表征,同时代表了一整套影响至为深远的历史进化主义的价值体系。这一体系同时存在与生俱来的两面性:一方面,科技的进步向国人展示了造福人类、与天相争的智识的强大,指明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科学”本身就像一把文明的标尺,比对之下,国人清楚地看到自身的差距。另一方面,“科学”带来了恃强凌弱、兼弱攻昧、与人相争的强权。东西各国种种与科技进步纠缠在一起的不道德行径使中国备受其害,且有违中国的道德信仰,国人在追求进化的同时又陷入价值选择的迷茫。欧战语境之下,因国际间道德的缺失使“力”与“理”紧紧捆绑,再一次置中国于生死存亡的边缘,无竞争之“力”如何谋求生存之“理”成为国人当下最难解的迷思。杜亚泉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试图通过对“科学”概念的解构,表达他们在“力”与“理”之间的斟酌与考量,体现出国人面对生存竞争的价值体系不能全盘接受又无力完全抗拒的矛盾心态。各种调和与折中,都是在进化与竞争的旋涡中挣扎与抉择的真实写照。

  忽略路径上的差异,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表现出明确的道德主义取向。在他们的文字中,“科学”一词往往变换为“力”“争”“文明”等字眼,其实质是由生物进化论引申出来的生存竞争哲学,在战争中物化为军备竞赛,体现为政治上的国家主义,而不是具体的、纯粹的科学与技术。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因为否定战争,“科学”成为形而下的“力”,与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相对等,背负了战争罪责而被等而下之。在激进主义者的心目中,因为战争无法避免,“科学”被鼓噪为参与竞争的精神动力,在形而上的层面被高扬。不论公理与强权谁为先决,任何形上之维的道德判断与调和都是对竞争哲学的某种迎合与回应。意识形态上的对话往往在事实上消解了国人对实体的物质科学的关注,而落入道德主义窠臼。唯有远在美国的留学生,思想上的相对独立让他们走出一条超越道德桎梏的“科学”之路。

三、从“建设主义”到“科学救国”

  民国之初,远在海外的留美学生是国人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政见或许不一,但于共和政体有相当的自信,认为中国“已购得世界上最完全之政体”,(61)今后将以“建设主义”贡献祖国,促进民智、民德、民力之进步。“建设主义”是留美学生自我标榜的精神之一,(62)它以发展民生为根本,留美学生大多选择铁路、矿物、农工商、政法等实用专业,其观念也多是基于所学专业围绕民生问题而展开。他们提倡实业教育,认为就中国目前时势而论,宜偏重“科学实业”,使中国自然之利可以致用,可以与先进之国争驱,待国富民强,而后使文章玄理,雅艺美术,率先诸学以进开明之福。(63)实业教育应提倡“精益主义”,就是将纯理科学运用于实践,孜孜以求化无用为有用,求至大之实效。(64)1913年以后,国内政治恶象丛生,思想界开始寻求道德救治。海外留学生虽然通过不同管道时刻关心国家命运,但他们毕竟没有身处其中,想法时常超脱之外。杨铨说辛亥革命后,中国旧道德失其效力,是因为社会不宁,民困衣食,不暇道德,而非道德失其效力。今日当励精图治,为休养生息之计,与民反躬自省之机,忧世君子则集合通儒,深研孔学,以其精微宏旨。(65)朱进认为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在于丰衣足食,库积仓盈,精神活泼,意志高尚,故物体有本末有始终,提倡民生而后才可以保障民权。他拿美国与法国作为对比,认为美利坚为自然之共和国,而法国仅为勉强之共和国,二者之差距昭昭在目,足为中国急进党之鉴。(66)

  不过,国内的纷纷攘攘还是让留美学生意识到民生建设的局限性,虽然坚持生财为中国最急,(67)但开始把致富与兴学相提并论。此时所兴之“学”已非实学,而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科学”。朱进说,近年吾国之谈教育者众矣,但所说皆是教育的支流、方术或是艺术(工艺技术之谓——笔者注)的教育,而不是教育的本源、鹄的或是“科学”的教育。只有“科学”的教育万方同概,始终如一。其价值在于当世运险夷、人事无定的时候,可以“培养后生,教授训练,不以习囿,不以俗拘,锐其志,精其谋”。“科学”教育的特点不在记忆而在观察,不在泥古而在知新,不在方术而在理想,不在定式而在系理,不在艺术而在科学,不在仿效而在独创,不在感情而在真理,不在消极而在积极,不在蹈常隶书之习惯,而在标新领异之精神。20世纪的“科学”教育分为本原与具象,本原有四象:穷理、致知,平等、进步,“穷理、致知教育之手续,平等、进步教育之希望也”;四者在德育、智育与体育三个方面都有具体体现。朱进自述其思想来源于英国科学家皮尔逊(原文译为比尔生),(68)而他的思想在以后的几年间几乎成为留美学生的思想主流。

是年,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对于“科学”有另一番解释。他曾发表《教育真谛》一文,说:“儿童当受科学的教育,科学无他,方法而已,凡以此方法而求学识办事情者,均谓之科学。今日之法律、政治、历史、心理、教育诸科学,均称之曰科学,不独物理化学等科,科学方法运用在物质上最精,故教育科学恒以物质的科学为基础。”(69)次年,在《与吾国学者某公论学书》一文中,他重申这一观点,“以吾人所见,科学者,乃20世纪求知识之方法也”,凡知识非由此方法而得者不得谓之“科学”,而中国向来所有之无系统的知识即“非科学”。他往往将“科学”与道德并提,认为求学之道,必当尽弃其旧而求其新,做人之道,当新旧斟酌而调和。因为就知识论,我国固有知识的性质与方法无甚价值,当全采他人。但中国特有的人伦道德不可弃。吾国今日言保存国粹者与主张新学者,于此二者多分不清楚,这才是中国最为危险之事,(70)他主张在学校教授科学的同时儿童当受经史教育。(71)蒋梦麟所持的道德调和论与国内的调和主张并无大异,其高人之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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