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道德平等、分配正义与差异原则

来源:《比较视野中的公共与公民观》 作者:周保松 时间:2017-03-15
  

 

   
 

   自由主义重视平等。自由主义相信,人作为人,具有同样的尊严与价值,因而应得到政府平等的对待,并享有某些基本权利。这也许是美国独立革命及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社会最根深柢固的信念。时至今日,平等的理念,已广泛实践于各个领域,例如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及公民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性别种族平等,以及工作上的机会平等等。只是在经济领域,贫富悬殊的问题,在很多国家却有愈趋严重之势。

   如果自由主义笃信道德上人人平等,怎么可以容忍如此钜大的贫富差异?一个重视平等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他要替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平等辩护,便必须提出理由,指出贫富差异(在何种情况下及多大程度上)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而不是仅仅承认这是对于人的自利动机,又或经济效率的一个不得已的妥协而已。

   当代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在其巨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提出,只有在对社会中受益最少者(the least advantaged)最为有利的情况下,经济不平等分配才可以被接受。 任何以社会整体利益、私有产权、人的自利动机乃至经济效率等理由来为财富差异辩护的理由,均不成立。所谓受益最少者,是指那些由于秉赋能力较差,来自低下阶层或贫困家庭,又或由于在生活中运气较差,从而成为社会中收入最差,或社会阶级最低的人。 差异原则实则意味著:除非一个不平等分配能够同时改善受益最少者的生活境况,否则平等分配便更为可取。(75/ 66)罗尔斯相信,一个满足差异原则的社会,虽然仍然存在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但不平等的程度,会较今日西方福利社会还要低得多。罗尔斯称此为一个「民主式的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的社会。

   但为什么一个正义的社会分配,必须要对受益最少者最有利的情况才可被容许?背后的道德考虑是什么?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我将指出,差异原则的证成基础,主要是基于罗尔斯的一种相当激进的对道德平等的看法。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对平等的重视。他多番强调,他整个理论建基在一种对社会的特定理解之上,即视社会为公民之间的一个公平合作体系。而公平合作的必要条件,是合作成员之间必须彼此平等。人与人之间虽然有很多差异,但在作为道德人这一点上,每个人却是平等的,并因此享有相同的权利,去参与和决定社会合作的基本政治原则。

   罗尔斯的主要目的,便是希望建构出一组正义原则,藉此充分体现这种立足于平等的社会合作。而他提出的假然契约论,正是这样一种程序,希望透过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和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设计,确保立约者都处于平等的位置。正如他说:「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人人平等,是合理的假设。也就是说,所有人在选择原则的过程中,享有同等权利……很明显,这些条件的目的,就是要体现作为道德主体之间的平等──体现作为具备价值和正义感能力的存在物之间的平等。」(19/17)。

   罗尔斯的思路或可如此理解:先有一种对理想的平等的道德人的界定,继而设计出体现这种道德人的原初状态,然后由此推导出他的正义原则。如他所言:「我们接受一套体现某种正义观的原则,同时也是接受一种有关人的理想(an ideal of the person);而在依原则行事时,我们其实是在实践这种理想。」 在另一处,罗尔斯说得更加清楚:「当我们清楚地在日常生活中按照正义原则行动时,我们便有意识地预设了加诸原初状态的各种限制。对那些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如此行动的人来说,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正是表现他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有的本质(nature as free and equal beings)。」(253/222)因此,要了解差异原则的证成,我们必须先瞭解他对平等的道德人的看法。

   未进入讨论之前,先让我们对「平等」这概念有一基本认识。平等是一比较性的概念,并存在著一种三角关系(triadic relationship)。当A和B被视为平等时,即表示相对于某一特性P(property)而言,两者是等价的。例如当我们说两个人同样聪明,有同样高度,又或表现同样出色时,都隐含了这种关系。而当平等应用于规范性的正义问题时,则存在一种四角关系(quadratic relationship),即当A和B相对于某一规范性的特性P而彼此平等时,A和B应该受到某种平等的对待T (treatment),又或得到相同份量的奖罚。以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一条为例,它宣称由于所有人生而具有同样的理性和良知(P),因此人人平等, 从而应该享有相同的基本权利(T)。当然,这个定义仍然相当形式。我们必须先清楚P及T的实质内容,才能判断该规范原则是否合理。

   罗尔斯认为,道德平等的基础,是由于我们最低限度地拥有两种能力,因而被视为道德人(moral person),并由此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尊重。他说:

   道德人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是他们能够拥有(也被设想为拥有)一种关于他们人生观(conception of the good)(表现为一个理性的生活计划)的能力;第二是他们能够拥有(也被设想为获得)一种正义感的能力,即至少在最低程度上,能够在一般情况下有效地应用及依正义原则行事。我们用原初状态中对人的描述,勾勒出将被选择的正义原则所应用的对象……于是我们看到,这种道德人格的能力,是配享得平等正义的资格的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being entitled to equal justice)。(505/442)

   具体点说,第一种能力,是指一种形成、修改及理性地追求不同人生观的能力。只有拥有这种能力,人才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人生计划及世界观,并赋予一己生命意义和价值。第二种能力是指能够了解、应用并依正义原则行事的能力。这种能力令得我们可以作出自主的道德判断,并能自愿接受正义原则的规范。罗尔斯认为,作为一个经验事实,绝大部份人在一个正常环境下,成长到某一阶段,便自然地拥有这两种能力。再者,虽然发展这两种道德能力的程度,人人各有不同,但却不妨碍人们作为平等的道德人的资格,因为关键是人们具有作为道德人的潜能,而不是该潜能实现的程度。「一个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无论其能力是否已经得到发展,都能得到正义原则的彻底保护。」(509/445-46)因此,虽然由于先天及后天因素的影响,人们存在各种差异,但就我们作为理性的道德主体,能够自主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及服从道德律则的能力这点而言,我们是平等的。

   总结而言,这些道德能力界定了人作为道德人,并成为社会合作成员的身分的充分条件。虽然人拥有不同的身分,但真正界定人的本性(nature)的,不是他的人生观或阶级地位,也不是其他能力,而是他具有这两种道德能力。因此,在考虑正义原则时,我们只需从「人皆有道德能力」这一点看彼此的关系,视所有合作者具有同样价值,享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唯一具决定性的偶然因素,是具有或不具有一种正义感的能力。」(511/447)

   因此,这两种道德能力构成平等尊重的基础,而平等尊重则成为规范社会及政治关系的基本前提。罗尔斯甚至认为,他的平等观具有自然权利理论的色彩,因为权利的基础,是建于人的自然特徵,而非社会习俗或法律规范之上,同时这些权利具有一种特殊的道德力量,令得其他价值通常不能凌驾其上。(506/443)德沃金(Dworkin)便指出,假然性契约在《正义论》并不扮演任何证成角色。真正重要的,是罗尔斯坚持每个个体必须得到政府的平等关注和尊重,坚持这是「一种不是由于出生、个人特徵、功绩或卓越而拥有的权利,而是仅仅由于作为能够订定计划和授予正义的个人而拥有的个人权利。」 罗尔斯对此完全同意。「人人平等体现于下述假定:在决定规范他们的社会的基本安排的原则时,他们每个人均有,也视自己具有被平等尊重及关注的权利(a right to equal respect and consideration)。」

   以上讨论显示,罗尔斯整个理论的出发点是道德平等。但什么样的正义原则才最能将平等尊重的内涵表现出来,却可以有极为不同的诠释。例如诺齐克(R. Nozick)便认为,真正体现平等精神的,是保障每个人有平等的权利,运用及支配自己的能力和财产,其他人不应进行任何干涉。因此,罗尔斯有必要对平等的理念,作出更多实质性的说明和规定,才能推导出他的差异原则。

   
 

   

   
 

   罗尔斯认为,基于平等尊重,个人自然秉赋(natural endowment)和社会阶级及家庭背景导致的不平等,不应该影响每个人在社会分配中的份额。他声称,从道德的观点看,这些差异都是任意偶然的结果,没有人应得(deserve)由这些差异所带来的不平等分配。只有在一个公平的条件下,得出的原则,才合符正义。因此,他称他的理论为「公平式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

   至于什么构成公平(fairness),则和平等尊重密不可分。例如在一场球赛中,我们不会说那些能力高表现优的人获胜是不公平的。但在考虑正义原则时,我们却要将自然能力的差异排除出去,正是因为从道德平等的观点看,能力的差异是不相干的。罗尔斯因此说:「所谓公平的条件是这样:原初状态中的立约各方均处于对等的位置。这其实模塑了我们深思熟虑的信念:即在有关基本正义的问题上,公民在所有相关方面都是平等的。」 罗尔斯因此说,一旦我们接受这种道德信念,差异原则便是最合理的选择。「如果我们打算寻找一种正义观,它能防止使用自然秉赋和社会环境这些偶然因素,来作为追求政治及经济利益的有利条件时,我们便得出这些原则。它们所体现的,是将社会世界中那些从道德的观点看,完全任意的(arbitrary from a moral point of view)方面排除出去的结果。」(15/14)原初状态中无知之幕的设计,主要的目的,便是体现这种信念。这是了解道德平等和差异原则两者关系的关键。

   但要了解罗尔斯的想法,我们得先弄清楚以下问题:为什么从道德的观点看,自然秉赋及社会背景优势,不是人们所应得的?「应得」(desert)的基础又是什么?差异原则要体现什么道德理想?这几个问题息息相关,因为既然罗尔斯认为自然秉赋的分配是不应得的,那他自然已先有一种对「应得」的正面看法,这种看法则构成了他所谓的「道德观点」(moral point of view),而差异原则正是要体现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这一节及下一节,我将集中讨论这几个问题。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差异原则的旨趣,罗尔斯特别讨论了三种不同的正义观,它们分别是「自然的自由体系」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自由主义式的平等观」(liberal equality)和他主张的「民主式的平等观」(democratic equality)。这三种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对自然秉赋及社会环境在分配正义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有不同看法。自然的自由体系认为,只要一个制度保障了形式的机会平等,即在法律上确保各种职位对所有人开放,每个人便可自由运用各自的天赋能力及社会优势,在市场竞争中争取最大的经济回报,政府不应再进行任何的财富再分配。罗尔斯认为这种体系不合理之处,是它一开始便容许自然天赋及家庭出身等偶然因素影响社会分配,从而令得贫者愈贫,富者愈富。(72/63)

 

   「自由主义的平等」则尝试纠正「自然的自由体系」的弊端,主张尽可能将家庭及社会阶级造成的差异减到最低,令得每个具有相若天份及能力的人,可以有相同成功的机会。它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公平的平等机会」(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确保所有人均有实质的平等的起步点。因此,它主张政府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防止财富的过度集中,并将阶级流动的藩篱减到最低。这是一种公平的精英制(fair meritocracy),社会环境尽可能公平,个人才能却容许自由发挥。罗尔斯同意「自由的平等」优于「自然的自由体系」,但他却认为并不足够。一个合理的正义制度,不应停在这里,因为:

   首先,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它还是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配决定。在背景制度允许的限制下,分配份额是由自然博彩(natural lottery)的结果来决定。而从道德的观点看,这种结果是任意的。我们没有更好的理由,容许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受自然秉赋的影响,多于历史和社会的幸运因素。(73-74/64)

   这种对自然秉赋的看法,也许是罗尔斯整个理论中最激进,也最具争议性的观点。但为什么我们应该接受这种道德的观点?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罗尔斯的目的,是要消除自然秉赋对财富分配的影响,从而更根本地实现机会平等的理想。甘里卡(Kymlicka)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民主式的平等观」的目的,是要将「环境」(circumstance)和「选择」(choice)作一根本区分。所谓环境,指的是我们的自然秉赋和所属的阶级及家庭背景。这些因素完全不受我们的控制,只是任意及偶然的运气使然,和我们的选择无关。而任何由这些因素引致的不平等,都是不应得的。只有完全自主的选择,才是真正没有偶然性,并且需要我们为其负责。因此,由个人选择所导致的不平等是每个人应得的。因此,他说:「人们的命运,应该由他们的选择来决定,由他们所作的关于如何生活的判断来决定,而不是由他们偶然地陷进去的环境来决定。」

   这种诠释将机会平等、选择、责任和应得四者扣联起来,提供了一个直觉上相当吸引的图像。按这种说法,经济不平等主要有三个来源::(1)社会环境;(2)自然秉赋;(3)个人选择。除了个人选择,前两者造成的任何经济不平等都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也会影响每个人的平等机会,从而是不公正的。一个理想的公正社会,是要创造一个真正机会平等的环境,补偿或消除人们因社会环境及自然秉赋造成的差异。至于由个人选择导致的不平等,社会则不应再作分配,因为这既是个人所应得,亦是个体需要为此负上责任的。甘里卡认为,这是罗尔斯对正义问题的根本洞见,也是当代自由式的平等主义(liberal egalitarianism)的一个基本立场。我不同意这种对差异原则的诠释。我以下将论证,差异原则的目的并非机会平等,罗尔斯本人亦不接受「自然秉赋/不应得 vs. 选择/应得」这种截然二分的观点。

   首先,如果真正的机会平等,是要将人们的社会环境及自然能力的差异减到最低,从而令到最后的收入差异,变成纯粹由个人选择不同而导致的结果,那么差异原则并不能达到这个理想。原因很简单,差异原则本身并不要求拉平或消除人们秉赋上的种种差异。相反,它容许不同天资的人,享有不同的财富收入。在一个满足差异原则的社会,天赋能力较高的人及其后代,总是较那些能力较低的人,享有更多机会和竞争优势。因此,从机会平等的观点看,差异原则最多只是一个妥协或次佳选择而已。罗尔斯显然不愿接受这样的结论。对他来说,差异原则是最公正的原则。

   对我的观点可以有三种反驳。第一是诉诸现实的限制。这种说法认为,彻底的机会平等虽然是我们的目标,但在现实世界中却难以实现,而差异原则已是最接近这个理想的原则。诚然,没有人会否认实现机会平等的难度。不要说拉平人们自然秉赋的差异,就算要减低社会阶级的分别,也困难重重。罗尔斯便承认,只要有家庭制度存在,父母便总会千方百计为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因而令得不同家庭的孩子有不同的起步点。尽管如此,如果罗尔斯真的以机会平等为目标,他追求的应该是他所称的「补偿原则」(principle of redress)。「这种原则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平等机会,社会应该特别关注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社会较不利地位的人。这个理念旨在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偏颇。」(100-101/86)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改变现时的家庭及教育制度,大幅度徵收遗产税,反对私立名校制度等。对于天生资质较差的人,政府亦应额外给予他们更多资源,尽可能拉近他们能力上的差距。罗尔斯却清楚指出,「差异原则当然不是补偿原则。它并不要求社会努力抹平不利的条件,彷如期待所有人在一场竞赛中,都站在公平的起跑点上一样。」(101/86)所以,这种回应绝非罗尔斯本人所持的观点。

   第二种回应则换一种方式,认为差异原则较补偿原则,更能达到机会平等的理想。罗尔斯以下说话常被引用加以佐证。「没有人应得他较高的天赋能力,又或应得一个较为有利的社会出发点。但由此不能推论出,我们应该消除(eliminate)这些差别。我们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处理它们。社会基本结构可以被安排为利用这些偶然因素,为那些受益最少者谋求好处。」(102/87)但罗尔斯这里并没有说,所谓的另一种方式的目的,是为了机会平等。即使差异原则真的为受益最少者带来最大好处,亦不表示它是实践机会平等的最佳方式,因为它依然容许那些具优势者,较受益最少者享有更多及更有利的机会。

   第三种回应则认为,为了尊重个体的独立与分离,政府不应对自然秉赋作出分配。我们知道,按机会平等的想法,为了使得每个人在自然能力上有相同起步点,我们有必要用各种方法,尽可能将自然能力的差异,减到最低。极端点说,如果技术上可行,我们甚至应将所有人的智商及其他能力尽可能变得平等。罗尔斯不赞成这样做,因为这会违反他强调的个体分离原则(separateness of individuals)。罗尔斯因此认为,「即使秉赋的平等分配,看上来和平等的自由人的理念更为一致,重新分配这些秉赋(假设是可能的)的问题依然不会出现,因为这和个体的完整性(integrity of the person)并不相容。」 对罗尔斯来说,虽然自然秉赋的分配是偶然和不应得的,但我们却不应强行将它们再分配,因为这会违反个体的独立与完整。但这个回应不仅没有削弱,反为加强了我的观点:即基于对个体独立的重视,罗尔斯根本不打算视拉平人们秉赋上的差异作为社会正义的一个要求。因此,差异原则背后的道德关注并非更彻底的机会平等。

   
 

   

   
 

   如果上述分析合理,我们自然得追问,差异原则到底想要体现怎样的道德理想。关键之处,在于罗尔斯对「应得」的看法。他认为,「没有人应得他在自然秉赋的分配中的位置。」(104/89)因此,那些秉赋占优的人,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据,可以以此为由得到较多的利益。「他没有任何基础提出这样的要求。」(104/89)罗尔斯多次提醒我们,只要接受没有人应得他的天赋能力及社会出身这个前提,差异原则便是最自然的选择。但这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直接。有人或会质疑,即使自然禀赋并非个人所应得,亦不表示只有在对受益最少者最有利的时候,不平等分配才可以被容许;即使一个人的才能是上天之幸运眷顾,亦不意味由运用这些才能带来的经济成果,需要补偿给那些自然秉赋较差的人。要由此前提推出差异原则,我们须先了解罗尔斯的「应得观」(conception of desert)。

   一如上一节指出,主流观点认为,应得的基础在于个人选择。自然秉赋之所以不应得,因为它的分配并非人们选择的结果。甘里卡因此认为,「如果分配的不平等,是个人赚取及应得的,也即是他们行动和选择的结果,那么这些不平等的社会财货分配,也是公平的。而那些由于任意和不应得的社会环境的差异导致的不利或特权,却是不公平的。」 我以下将指出,这种将选择等同于应得,又或选择涵蕴应得的观点,并非罗尔斯的观点。

   先让我们对「应得」这个概念有个基本了解。按费伯格(Feinberg)的分析,当一个人被视为应得某些待遇(treatment)或物品时,必然是由于他本人拥有的某些特徵,又或之前做过的某些活动所致。 例如当我们说一个学生应得某个奖学金时,通常是缘于他的能力及之前的卓越表现,而非其他原因。如果颁发这个奖学金的目的,是安慰该学生多病的妈妈,那么我们不会用「应得」来形容这个做法。简言之,应得必须有一个基础,而构成这个基础的理由,必须和应得的主体本人密切相关。当然,这仍然是个相当形式的定义,因为不同活动可有不同的应得的基础。

   那么,罗尔斯心目中的基础是什么?要回答此问题,我们首先须先留意,罗尔斯所谈的应得,是狭义的道德上的应得(moral desert),即一个人所做的行为在道德上被视为应得的,当且仅当它能够表现行动者的德性或道德品格(moral character),彰显出他内在的道德价值(intrinsic moral worth)或品行(merit)时。它不是广义的应得的概念,例如平时人们常说的,一个人应得凭他的贡献(contribution)或努力赚来的收入等。这个区分极为重要,因为正如博格(Pogge)指出,有很多在广义上被视为应得的东西,都和道德上的应得无关。「你或者穷你一生之力去写你的传记,从而应得国家图书奖,但就罗尔斯的意思而言,你仍然是不应得的──除非你的努力在某意义上确证了你的优越的道德价值。」 就此而言,所谓个人不应得其自然秉赋,所指的是这些秉赋的高低和一个人的道德价值没有关系,因此在考虑正义原则时,这些因素应该被排除出去。

   假设我们同意罗尔斯的定义,那么在社会合作中,什么构成道德上应得的基础?按照甘里卡的说法,那自然是我们的选择。如果放在「道德上的应得」的语境下,那即表示由我们选择导致的任何不平等,都是应得的,因为它反映了我们道德品格上的差异。但这种观点显然不合理。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即使两个人的秉赋和家庭背景完全一样,由他们不同选择所导致的收入差异,和他们的道德品格高低可以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一个人的报酬高低,主要由市场的供应和需求决定。而市场价值的厘定,则和一个人的努力、品行或德性没有任何必然的内在联系。最重要的,是看有多少人需要某人提供的服务,以及该服务的稀有性。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它是一个非人格(impersonal)的机制,个人品行并非决定或解释个人所得的原因。因此,市场价值和应得是两回事。罗尔斯对此说得很清楚:「一个人的道德价值,无疑并不随著有多少人提供了类似的技能,或者碰巧他能生产的东西的情况而变化。没有人会认为,当对一个人的能力需求减少,又或这些能力退化时(例如歌唱家),他在道德上的应得(moral deservingness)也会经历类似变化。」(311/274)

在这一点上,右派自由主义者和罗尔斯的观点倒是相当一致。例如诺齐克在为放任的资本主义辩护时,便乾脆放弃应得这个概念,声称一个人有权得到多少,完全由市场的自由交易决定。例如篮球明星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凭他的超卓球技赚取钜额的财富,纯是球迷喜欢看他打球,自愿付出较贵门票的结果,至于他是否应得这么多的收入,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海耶克亦指出,「在一自由制度中,所给予的物资报酬应当与那些被人们所认为品行的东西相符合的做法或主张,一般来讲,既不可欲,亦不可行;而且一个人的地位未必就应当依赖其他人对他具有的品行所作的评价,可以说是自由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徵。

 

   当然,平时人们也会说,只要一个人遵守现有建制设定的游戏规则,那么他最后赚取的报酬,都应被视为是他所应得的。罗尔斯称此为「正当的期望」(legitimate expectation)──即在一个分配制度已经建立起后,合作者在其中所得到的正当回报,我们亦可称此为建制之内的应得(institutional desert)。但在建制未被建立之前,个人天赋的差异和应得无关。

   甘里卡似乎并未留意到罗尔斯对应得的狭义理解,从而径直认为个人选择涵蕴应得。 选择和广义上的应得之间的关系,当然十分重要,但这并非本文重点。我这里只是指出,那并非罗尔斯本人的想法。再者,甘里卡的诠释的前提本身也值得怀疑。我们作的任何决定,总离不开我们的欲望,能力、人生观及宗教信仰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总和我们的天赋个性以及家庭背景密不可分──而它们却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因此,要寻找一个不受环境影响的自为的选择或个人努力,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罗尔斯持的,正是这种想法:

   直觉上,最接近奖励道德上的应得的准则的,似乎是按努力来分配,或更恰当的说,按全心全意的努力来分配。不过,我们仍一再清楚地看到,一个人愿意付出的努力,仍然受到他的天赋能力和技巧,以及其他可能性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天赋较好的人更可能努力奋斗,而且似乎用不著怀疑他们较为幸运。因此奖励应得的想法不切实际(impracticable)。(312/274)

   认为一个人应得能够使他努力培养他的能力的优越个性的断言,同样大有问题。因为他的个性培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幸运的家庭和环境,而对此他不能声称有任何功劳(credit)。应得的想法(the notion of desert)看来不适用于这些情况。(104/89)

   由此看来,罗尔斯似乎认为,根本没有独立于环境之外的努力。那些表面看来纯是个人努力的成果,归根究底,总和我们的自然能力及家庭环境分不开。既然后者是不应得的,前者自然也不应得。因此,甘里卡所称的以努力作为应得的基础,既非罗尔斯之意,亦非他的正义观所要追求的目标。

   罗尔斯将一个人的努力也从应得的范畴中排除出去,十分富争议性,亦和我们的道德直觉有出入之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的确有不少出身寒微,秉赋和常人无异的人,由于个人的奋斗努力,最后能够出人头地,改善自己的经济及阶级位置。所以,即使我们同意罗尔斯所说,一个天赋较高及家境较好的人,的确较别人有更多成功的机会,但却不意味「即使愿意付出努力及尝试,从而在一般意义上所称的应得本身,也依赖于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普遍真确性。(74/64)甚至有人会说,那些生于幸福家庭的人,因为他们一切得来太易,所以并不慬得珍惜机会。反是那些在不利环境长大的人,更愿意发奋努力。所以,如果罗尔斯希望从经验中得出所有努力都是不应得这个结论,似乎过于武断。退一步,即使天赋能力及家庭环境和个人努力之间关系密切,后者难以从前者中完全分离出来,却不表示两者之间没有程度上的分别。设想有丙丁两人,丙来自富裕家庭,丁来自贫穷家庭,且丙较丁的智商为高。但由于丁较丙付出多于数倍的努力,结果两人进入同一所大学,毕业后赚取相若收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为何不可以说,从个人努力的观点看,丁较丙应得更多?这似乎和我们的道德直觉更为相符。一旦接受这个结论,便意味在决定正义原则时,我们有必要考虑将「努力」作为应得的基础。只有这样,才对那些因努力而获得更多收入的人公平。

   回到最初的问题,即使我们同意罗尔斯的说法,那么道德上的应得在他的理论中扮演什么角色?罗尔斯的答覆令人诧异:「常识倾向于假设收入、财富和生活中一般美好的事物,都应该按照道德上的应得来分配……公平式的正义反对这种观念。」(310/273) 换言之,他根本不打算引入任何「道德上的应得」的概念作为正义原则的基础。他又继而指出,「调节基本结构及规定个人义务和责任的正义原则,并不涉及道德上的应得,而分配的份额亦没有要与它相称的倾向。」(311/273)为什么呢?「道德价值的概念不会提供分配正义的第一原则。因为只有在正义原则及自然义务和责任被承认后,它才能被引介进来。」(312/275)罗尔斯认为,在考虑正义原则时,我们不应诉诸任何「前于建制的应得的观念」(pre-institutional conception of desert)。

   这固然进一步印证了罗尔斯不会接受「选择=应得」的观点,因为它本身便是一种「前于建制的应得观」,但罗尔斯的观点却令人费解。自阿里士多德以来,对正义这个概念的一个普遍定义,便是给予一个人所应得的。判断一个分配是否公正,必须视乎它能否满足对应得的要求。就此而言,应得是先于正义的。我们一旦知道应得的基础,自然同时明瞭正义的分配的标准。罗尔斯的观点却是,在未知道社会基本结构是否公正之前,我们不可能判断个别的分配是否公正,而前者却不能诉诸于任何道德上的应得──尽管我们可以运用道德应得的概念,将个人秉赋从原初状态中排除出去。

   罗尔斯的策略,似乎是先给应得一个狭窄的道德上的定义,从而将很多有关广义上应得的论证排除出去,然后基于其他考虑,在论证时完全不考虑道德应得的观点。但这个策略值得商榷。首先,反对者会问:为什么我们必须接受罗尔斯这种对应得的狭义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一个公正的分配制度,必须给予一个人所应得的,而应得的基础可以是按贡献(contribution)、劳力,或按表现来分配?这些标准和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considered judgment)不见得不相符。米勒(David Miller)便指出,「当我们争论一个雇员是否应得较他目前所赚的更高薪酬时,我们会提及他的技巧,他的责任,他为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但并非他的道德品格。显而易见,这类和社会正义有关的应得的讨论,甚少是道德上的应得。」

   罗尔斯对此的回应是:社会不像社团(association),故没有宗旨或目标可言,因此无从界定「贡献」。 即使如此,论者却大可回应,正因为社会本身没有共同目标,而是由无数社团组成,那社会分配的工作便不应由国家来进行,而该由社团按其内在的应得标准来决定。简言之,如果我们一开始便不同意罗尔斯对应得的狭义界定,并相信个人能力及努力是应得的恰当标准,并由此推出另一组正义原则,那么罗尔斯的策略便难以成功。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既然罗尔斯认为不能用道德应得来建构正义原则,但他却以「个人秉赋在道德上不应得」为由来攻击「自然的自由体系」及「自由主义的平等」,这岂非有点自相矛盾?这个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没有直接回应,但在晚年的《公平式的正义》中,他却认为这是一个道德上的自明之理(moral truism),没有一个合理的整全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能够拒绝这种观点,而且「这个评论不是从公平式的正义的内部来立论,因为它本身并不含有这个意义上道德应得的想法……道德应得总意味著凭意志认真付出的努力,有意图或意愿而做的事情──这些都和我们在自然秉赋的分配中的位置,或出身于什么社会阶级没有关系。」

   罗尔斯这个回应,实在难以令人信服。首先,这不见得是自明之理。在一个服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很多人便相信个人在道德上应得各自的先天秉赋。而在政治哲学争论中,不少哲学家亦不认同道德应得能够和个人天赋能力互相分离。例如休谟(Hume)便不接受道德德性和天生的个人优秀品质可以截然二分。 又如诺齐克指出,如果道德应得背后的基础本身必须也是应得的,那么如此往后追溯,则根本没有应得可言,因为任何有关应得的诉求,最后必须依赖于一些本身不是应得的东西之上。 其次,既然不是自明之理,罗尔斯便很难说这不是从公平式的正义的内部作出的判断。无论如何,它远不是一个中立的以及人人都能接受的观点。

   既然如此,罗尔斯为何非要将应得从道德证成中排除出去?这问题极为关键。罗尔斯最主要的理由,是和合理的多元主义(reasonable pluralism)有关。罗尔斯认为,如果要决定道德应得的基础,便必须预设一个整全性的道德学说,而这却是政治自由主义必须避免的,因为它不可能达到交叠共识的目标。因此,「在考虑分配正义问题时,以道德价值(moral worth)来作为标准,是极度不切实际(utterly impracticable)之事。」

   但这个回应,同样难以令人满意。如果任何有关道德应得的观点,均必然预设了某种整全性的人生观,那正如上面指出,公平式的正义亦难以回避这个问题:它正正预设了一种特定的看道德应得的观点,罗尔斯不能用一句「自明之理」便能避开问题。又或者用同样的逻辑,假如某种对「道德应得」的看法在某社会被视为自明之理,从而便可应用于道德证成的话,那么罗尔斯反对「前于建制的应得」的观点,便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反对,而纯粹是基于特定社会的经验之谈。再说,即使道德应得的基础充满争议,却不代表在分配正义中,广义的应得的基础便同样要预设特定的人生观,因而无法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

   为了辩论起见(for the sake of argument),即使我们接受罗尔斯的观点,问题却并未在这里结束。当一个人应得某种物品,通常意味他有权拥有及自由支配该物品。如果自然天赋不是我们道德上所应得的,那么由这些天赋能力所创造出来的物品,该属何人?差异原则要求,只有在对最少受益者最有利的时候,那些天赋能力占优的人,才可以获分配更多。问题却在于,即使我们接受天赋能力在道德上不是我们所应得的,但这并不表示其他人便有权分享我生产出来的经济成果。如果我是自己的主人,并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及能力,再加上我付出的努力,为什么不可以较其他人更有资格获得这些成果?有人或会回应,因为我们并不是活在孤岛之上,我们需要别人的合作,从而有责任将合作成果按各自贡献的比例来加以分配。 这个说法虽有道理,其强度却不足以支持差异原则。因为差异原则根本不关心这些社会最少受益者,对彼此的合作贡献有多大。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受益者往往在经济合作中贡献最小。但差异原则却要求,任何的经济不平等必须对他们最为有利。

   因此,要支持差异原则,罗尔斯有必要论证,自然秉赋不仅不是我们道德上应得的,而且在考虑正义原则时,每一参与者都没有权利声称较其他人更有资格取得从运用自然秉赋带来的利益。罗尔斯事实上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即视自然禀赋的分配为社会共同资产的看法。让我详引其文,以说明他的观点:

   (1)差异原则实际上代表这样一种共识,即把自然秉赋的分配看作一种共同资产(common asset),以及共享由这些秉赋带来的任何利益。那些受上天眷顾的人,不论是谁,只有在改善那些先天不幸的人处境的条件下,才可以利用他们的好运获得好处。在天赋上占优势者,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天份较高而得益,而只能通过抵消训练和教育的成本,以及利用他们的天赋帮助那些较不幸者而得益。没有人应得他较高的自然能力,一如没有人应得在社会中一个较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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