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4期·求索特稿】李建华‖当代政治伦理研究与“中国问题”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7-05-03
  

李建华, 1959年生。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哲学) 成员、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伦理学会会长等职,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 、公共管理学、政治哲学等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 460多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98篇。出版著作40余部,其中个人 专著13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其中重大项目2项、重点项目2项。获省部级以 上教学科研奖励38项。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摘要   政治伦理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政治与伦理的分离或断裂以及应用伦理学的兴起带来了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问题转向;中国社会正在由单一经济 驱动转型进入全面转型发展阶段,其政治生态的重构迫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必须正视中国政治问题;构建 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首先要确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并以“三清”政治为轴心,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为基本元素,以西方政治伦理思想为基本参照,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

关键词      政治伦理;中国问题;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 (16ZDA103);浙江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成果

 

 

 

亨廷顿曾经断言:“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掌握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政治文明是 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伦理则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核和行动基准。“政治伦理是社会政治生活 中调节、调整人们的政治行为及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和准则”。我国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加快政 治文明建设步伐是我们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以问题为导向,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学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政治伦理研究的经典范式及问题转向

 

目前学术界对政治伦理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基于政治和伦理的关系,由此对政治现象进行伦理审视与规制来进行研究。然而 ,这样的研究视角并没有真正从政治本身的真实逻辑来深入思考政治伦理问题。政治伦理学研究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条是 在伦理的视阈之内对政治进行研究,寻找政治的道德正当性或者澄明政治的价值结构。这也是古典主义政治伦理学的基本 方法。如古典主义政治哲学家斯特劳斯所言,政治哲学自从在雅典时期形成以来,就具有亘古不变的内涵,即所有的政治 生活都在追求着善的价值。他指出:“所有的政治活动无非出于两个目的:不让生活变得更坏或者让生活变得更好 。”正因为政治本身处于价值的追寻之中,所以阐释政治的价值目的和价值标准就成为政治伦理的首要任务。另一 条线索是通过政治与伦理(道德的)的关系来研究,利用二者的结合点、交叉点、互相作用点,形成交叉性研究,即政治 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这种对于政治伦理的理解试图从道德理论为解决政治问题提供答案,或者通过政治生活的安排实现 伦理的诉求。就政治伦理学来说,与其说它是一门应用性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门交叉性的新兴学科,是政治学与伦理学 的交叉,这样的理解更符合政治生活的道义逻辑。

当然这种政治伦理学的致思结果,产生如下普遍性政治伦理问题:政体的伦理特征、政制的伦理属性、政治生活的道德原 则、政治人的道德要求、公民生活的德性等。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作了系统论述,由政治与 道德的结合产生了“正义”观,把追求“善”作为最高的政治目标。中国古代开启“以 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政治伦理传统,形成以“仁”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观,通过 “孝”的具体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君臣之道”。可见,古典政治伦理学都是以“至 善”价值理念为轴心来规范政治生活。不过中西方具有差异性:古希腊注重政治共同体生活的“正义性 ”,而中国古代注重政治人的“道德性”。中国先秦原始儒家所理解的政治伦理首先是对作为政治治 理者的君王或天子的道德价值要求,而古希腊先哲所理解的政治伦理则首先指向了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价值目标。这 一差别是值得关注的,然而并未超出价值目的论的基本向度,或者说,它仍然属于政治与伦理的连贯性价值理解方式。

经典的政治伦理学研究范式最终都走向了形而上学。无论是古希腊的“正义”还是传统儒家所宣扬的 “仁爱”,都为政治树立了绝对的伦理价值。古希腊“正义”的背后,是自然秩序的安排。无 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虽然他们对于正义的理解有着精细的区分,但都认为那些拥有理性最多的人应该占据最有利 的社会地位。他们根据理性划分社会等级的最终理由就是自然秩序。儒家的“仁爱”也内含着相近的逻辑。 儒家并没有从现实的角度论证“仁爱”的必要,而是以断言的方式解释其意义。孔子就对不同的弟子给予了 关于“仁爱”的不同解释。在以后的政治言说和实践中,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 注六经”,都没有对“仁爱”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经典的政治伦理研究表现出显著的基础主义立场。 对于政治生活,我们会构建一整套价值体系,但我们不需要对之进行证明,这一体系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者而言更像是 “信念”,不证自明。古典主义政治哲学家认为,这种完备的价值基础是政治生活的起点,离开它,我们将 陷入茫然,也无从找到政治行为的正当性依据。

但是这样一种经典的、理想型、目的论范式规范主义的政治伦理学模式,近代以来在西方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这也就带来 了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问题转向。政治伦理学的问题转向主要有两个机缘。一是政治与伦理的分离或断裂。特别是西方近代 以来,中世纪之后,随着科技革命、启蒙运动、产业革命的兴起,理论思想家构建的政治和道德一体化具有巨大的欺骗性 ,因为人们在具体的政治生活里面看到的是伦理和政治的分离,且是严重的分离。二是应用伦理学的兴起。古希腊哲人的 这种政治伦理的连贯性价值理解方式,到了古罗马时代便受到律法主义思潮的挑战,一种基于自然法理论的国家律法主义 观念逐渐占据上风。至文艺复兴时期,马基亚维利在其名作《君主论》中提出了一种绝对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它被视之 为西方“无道德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without morality)主张的理论滥觞。无独有偶,中国到了先秦 时期,周代以来的政治与伦理的统一性遭到了挑战。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将国家政治及其运作划分为“道 ”“术”“势”三个基本层面,甚至认为术、势才是政治的根本,以至于形成了后来的 政治“厚黑学”,成为表面上非主流而实际上是政治人皆学的官场宝典。

这种政治与伦理的分离或断裂,我们还可以通过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轨迹来说明。政治对“道”的疏远甚至 背离成为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现实,随之出现的是政治与伦理的两分式理论思维模式的逐渐凸显。17世纪英国政治哲 学家洛克的《政府论》显然将国家政治限定在政治权力本身的产生、运作和制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范畴。 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利维坦》基于“丛林法则”提出了国家专制主义主张,人的自然状态就是 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发表的《论法的精神》虽然并未脱离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基 本价值理想,但它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政治之“道”,而是政治之“法则”原理。政治与 伦理的两分随着20世纪末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出版而被明确地理论化了。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有三个基本命题:“(1)作为政治自由主义之核心理念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是政治 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或道德的;(2)民主政治及其实施者民主政府必须保持政治中立,必须超越于各种‘道德 学说’之外;(3)国家不是任何形式的伦理共同体,而是严格的政治组织,因而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具 有头等重要性的是政治秩序或政治稳定性,而不是公民美德甚或个人的美德。”罗尔斯认为对于原则和判断,需要 经过“反思平衡”的过程。在任何特定的事件或者语境中,我们都要检验并且调整我们曾认为的普遍性原则 ,尽量让特殊情景下的道德判断符合普遍性的原则。所以对于罗尔斯而言,不存在无证自明的先验原则,也没有任何形而 上学的原则具有超越其它原则的优先性。在政治生活中,原则的达成取决于人们通过协商从“权宜之计”走 向“重叠共识”。在现代多元社会背景下,经典政治哲学理论隐含着潜在的危险,比如宗教战争,任何宗教 都宣扬善(除了邪教),并因此形成了关于善的理解的完备学说。但如果我们都认为自己所确信的教义和教条是绝对正确 、不容任何更改且具有不可辩驳的优先性。那么我们就无法与其他的宗教主张通约从而产生强烈的排他性,宗教战争就不 可避免。要规避类似于宗教战争的问题,我们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与其他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商谈,寻求关于善的共识,以 此重构善的原则。这种政治哲学范式与经典政治哲学寻求善的完备知识的倾向大相径庭。

经典政治伦理学所遇到的最强挑战是近代自孔德以来所兴起的科学实证主义。科学实证主体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 知识”概念,认为“科学知识”是“知识”的最高形态。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知识不再如 神学或者形而上学一样期待提供关于“为什么”的完全解答,而转向寻找关于“怎么做”的相 关答案。实证主义发现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分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者们主张只有事实判断才具有科学性,社会科学无 力为价值判断提供依据,因而要避免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一观点看,价值判断无非是描述了一种行为的倾向或者划定了一 个必须遵守的原则。在实证主义影响下,现代政治则出现了对于价值的排斥。政治的价值中立意味着,只有当我们摆脱价 值倾向的干扰,才能对政治行为做出科学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伦理逐渐走出了政治的中心话语。马克斯·韦伯的官 僚科层制理论的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威尔逊的公共行政理论都提出了所谓政治与行政两分的主张,即认为,国家政治 关乎价值立场,而政府行政则应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使政府行政成为纯专业技术型的职能管理机 构和服务机构,尔后出现的所谓“企业化政府”的概念即源于此。

政治伦理学的问题转向也是与西方应用伦理学的兴起同步的。“应用伦理学是以研究如何运用伦理道德规范去分析 解决具体的、有争议的道德问题的学问”。社会生活本身的道德问题是应用伦理学产生的唯一理由。西方应用伦理 学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正统分析哲学土崩瓦解和元伦理学日前暴露出严重局限性的背景下兴起的。应用伦理学产生 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西方兴起,标志着分析哲学中的元伦理学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新实证主义看来,只有元伦 理学才是真正科学的伦理学。其侧重于分析道德语言中的逻辑,解释道德术语及判断的意义,将道德语言与道德语言所表 达的内容分开,主张对任何道德信念和原则体系都要保持“中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问题。在具体的研究 中,有时机械地搬用自然科学的机械符号和公式,具有形式化和脱离实际的倾向,其最大的局限性是价值中立和脱离道德 实践。那么西方应用伦理学的兴起,除了分析哲学受到了挑战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生活。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暴露出社会中的很多问题,比如说战争问题、政治革命问题、生命技术问题、科技问题、环境问题、“性革命 ”问题等,这些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需要伦理学家做出回答,这就是应用伦理学的产生的原因所在。

但政治驱逐伦理的努力受到了普遍质疑,政治非伦理化被证明既不合理、也不可能。斯特劳斯指出,任何政治行为都无法 完全割离价值。离开伦理的关照,社会学者们将无从证明为什么他们关于社会的构想是“好的”,而且任何 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也必然带有某种价值倾向。任何社会制度的安排和政策制定,都是围绕着一定的价值理念所展开的。我 们之所以认为社会契约论的理解比君权神授更具有正当性,是因为我们确认自由、平等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如果我们完全 脱离关于“善”的维度,我们也无法回答为何废除奴隶制是现代政治的必要选择。所以斯特劳斯得出结论: (1)离开价值判断研究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的;(2)拒绝价值的假设从未得到证明——这种假 设认为价值之间的冲突不能由人类理性所解决;(3)政治生活的开展需要先定的“法则”,这些 “法则”并不能由实证的方法所得到;(4)实证主义势必走向历史主义,而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矛 盾,历史主义不会认为实证主义的知识是最高的知识形态,而且历史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依然要面对“什么是好 的社会”这一问题。政治与价值的分离不仅从知识的角度而言缺乏可能性,而且会让政治沦为满足物欲的交易,正 如卢梭所批评的:古希腊的政治家们总是强调规矩与德性,而我们只讨论交易与金钱。自卢梭之后,政治开始向伦理回归 ,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促成了政治伦理学的再次转型。

社会生活的政治性凸现、政治问题的集中以及政治与伦理道德的不可分割性是政治伦理学问题转向以及快速发展的重要原 因。政治就是正义的治理,这是一个最高的伦理的概念,正义也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 生活离不开政治,经济生活离不开政治,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离不开政治,每个人都离不开政治。在政治的诸领域之中 ,都可以发现道德的逻辑,任何政治行为都含有道德意义,因为当我们开展政治生活,无论以何种方式,都逃脱不了一个 终极价值关怀的问题。在社会文化多元趋势下,政治中的伦理矛盾更加凸显,政治伦理难题不断出现。就目前而言,中国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我们的政治制度、伦理规范都在不断调整、完善之中。因此,我们较之以往遇到了更多的政治伦理难 题,如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等。

当我们说政治伦理研究的问题转向时,实际上是遇到了“问题丛”,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政治伦理问题,这是由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中产生的问题无法解决而转变成为政治性问题,如 贫富差距问题、教育资源分配正义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

2)政治生活本身的伦理问题,如政治忠诚问题、政治反对问题、政治发展问题、国际恐怖活动问题、公权力腐败问 题、公民参与问题、政治妥协问题等。

3)政治伦理本身的问题,如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问题、政治品质与政治行为问题、行政忠诚与行政检举问题、政治 伦理话语的重构问题、政治伦理的实践问题等。

4)“政治人”伦理问题,如政治人的人性假设问题、政治人的德性问题、政治人的评价问题等。

 

当代政治伦理研究必须正视“中国问题 ”

 

习近平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 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 效办法上来。政治伦理学研究必须正视中国政治问题,这其中的问题有两种理解,一是理论问题,或者说是命题,而另一 个就是存在的不足。中国政治生活问题存在的诸多不足或问题也就给中国的政治伦理研究带来了一系列的 挑战与难题。

1)政党伦理问题。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如何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 执政党,在中华民族复兴中为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伦理道德,应遵循哪些诉求?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是特定阶级、阶 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拥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具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标,可以说政党是一个阶级性、功能性很强的 组织类型。政党总是代表着特定群体的利益,发出群体性的利益诉求,并且致力于实现利益目标。作为执政党,党的群体 代表性和执政的公共性之间必然具有内在冲突。战胜这一冲突是党所担负的重要伦理责任。

政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产生集体行为的组织。而执政党的公共性在于其必须突破集体的限制而服务于所有社会成员 。这意味着执政党不仅是公共生活的领导者,也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但是政党的公益性在现代社会遭到了巨大挑 战。公共产品和服务要求处在政党中的每位个体都作出贡献。但在一个大的集体中,任何个体的贡献又是微不足道的。集 体中的成员知道公共产品(公共善)的提供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体选择,但这种物品(善)却会由所有社会成员分享。美国 学者奥尔森(Olson)据此认为公共利益并不会自动地导致公益性的集体行为。在他看来,“公益性行为毋宁是 个人追逐自我利益的副产品”,但是执政党的角色恰恰要求党员不能只追求个人利益。如果执政党成员唯个人利益 是图,就必定会滑向政治腐败。这正是西方政党所面临的一大症候,也是我国政党必须正视和警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 于此问题有着深刻的洞见,从“为人民服务”原则的提出到习近平对于“治国理政”的系统阐 述,我党都致力于通过党风廉政建设、党员自我修养促使党员把人民利益置于优先地位,把个体利益与政党利益、人民利 益有机结合。

从政党的角度,我们党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党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将维护和促进人民利益 作为最高的政治目标。从党员个人的角度而言,则面临新的挑战。政治与经济的融合是新社会环境下的重要特征。商业文 明的发达一方面创造了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则表现出经济政治化的冲动,即经济主体旨在通过掌握更多的公共权力而实现 利益增长。在这种冲动面前,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机制选择保持党员先进性、纯洁性,是我们党承担的政治伦理使 命。

政党认同是公民政治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政党的认同,能够帮助公民降低对于政治行为的质疑,增强政治自信。现 代政治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政治特征,任何政治组织、政治领袖和政治行为,获得的认同度越高,就越具有政治合法性。公 民的政治身份认同是建立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美国学者卡姆(Kam)研究发现,政党认同既可以影响人们参与 政治生活的行为路径,又可以消除人们的政治疑虑。他指出,在美国政党政治中,那些分属某一党派的公民更加信任该党 提名的候选人,倾向于确信他们所作出的政治承诺。中国共产党处于政治生活的核心地位,是引导社会建设、国家发展的 中坚力量。提升政党认同对于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提炼并且让人们广泛接受党的价值理念。我们已经确 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在其中精炼表达了党的价值内核。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核心价值的引领作用 ,是实现政党认同的关键问题。

2)国家权力制约问题。在坚决反对“三权分立”的前提下,如何实现权力制衡的有效性。权力制衡问 题是到目前为止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都没有能够完美解决的问题。孟德斯鸠说:“一条万古不易的政治经验是,握 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直到遇到某种外在限制为止。”因此,要想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对权力的行使进行一定的监督。权力制衡有两种模式,一是横向制衡,也就是行政权、立法权以及司法权分开,但其实 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是,三权同样可以合并,权力的本质是合谋的,如我们要保持司法独立,要保证公检法三家独立行使这 个权利,但一旦这三家的权力掌控者相互勾结,腐败更容易滋生,因此横向制衡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我国人 民代表大会之下的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之间的分权制衡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横向分权制衡制度,是可以在个别省 或地区进行试验的权力制衡结构模式”。另一种则是纵向制衡,这也就意味着权力制衡要加上一个原理也就是大权 力要制约小权力,那就意味着有一部分权力是无法制约的。在这一模式下,腐败问题始终无法根除。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 力的私有化,行政人员通过权力寻租等手段利用公共权力谋求私利。根治腐败就必须对公共权力的行使加以限制。而在纵 向制衡中,公共权力的制约总是上交于更高级的权力,这就意味着处于最高层次的公共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约束。只有将横 向制约与纵向制约相结合,发挥各自的优势,才是国家权力制约的实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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