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峰:社会规范合理性的论证方式及其比较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4-05-22
  


    西方的20世纪可谓相对主义的世纪: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使得传统的知识确定性的观念基础产生了动摇,语言哲学通过对价值词语的分析直接将价值归结为个人的情感偏好,价值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一时成为主流观念,而后现代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这种相对主义在知识论和价值论两方面的泛滥。但随着相对主义所导致的各种弊病的显露,在西方国家又兴起了呼吁共同价值或重视普遍价值的潮流,罗尔斯的《正义论》就被许多人看作是规范伦理学复兴的证明。围绕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而展开的争论,尽管观点各异,但总体的价值取向还是倾向于纠正价值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偏颇。当然,在现实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规则意识或者说遵守社会公共规范的观念并未出现很大的起伏。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制度规范一直比较稳定,虽有改动和变化,但循序渐进、前后衔接,少有断裂出现。反观中国,整个20世纪既是社会急剧转型的世纪,也是战乱连绵、“革命”不断、“运动”不止的世纪。战争环境下自然无法确立正常的秩序规范,而“革命”总意味着大破大立、天翻地覆。这样,社会规范之间的断裂就成为必然,社会政策不连续和翻烙饼式的变动更是在所难免;而这种断裂给个人和家庭造成的利益损失和精神损害,只能由老百姓自己承担。这些都是与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直接相悖的,所以必须严肃地正视这种状况的危害性,坚定地循着依法治国的理念,把以法制为核心的社会规范建设当做一项重要任务、当做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工程,认真予以研究并切实做好。
    二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是由众多不同主体的各种活动交错综合构成的。不同性质的活动需要不同的规范,这些规范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技术性规范。技术性规范主要是规约生产领域的活动,确切地说是规约生产性活动。作为生产活动的经验、技巧、程序等的结晶,遵循这些规范能够提高效率,减少失误和安全事故,也便于这方面经验顺利地代内播散和代际继承。技术性规范由于与生产对象的规律、生产性活动的规律和特点直接相联系并以此为基础,也由于直接服从于提高效率和效益的目的,所以它们的针对性较强,适用范围清楚,其合理性问题可以通过效率和效益的检验比较来确定。
    第二类是社会性规范。这类规范主要是规约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是人们在进行这类活动时需要遵守的规范。它通过规定不同主体的地位、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言语方式、行为方式,防止、减少和处理社会交往中出现的纠纷和矛盾,从而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社会性规范是人们交往实践经验的一种总结,也可以说是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经验的一种结晶,是在解决交往中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或确立的。这里说的“形成”,体现了这些规范产生过程的自发性或自然性,比如许多规范就是人们通过习惯形成的,或者说风俗习惯就表现着这类规范;这里说的“确立”,则意味着通过有意识的设计来制定和推行纪律、法律、规章、制度等。
    第三类可称作“模范性”规范。它是由人们向往、期望的一些理想化的“模范”构成的。这些模范可以是一种人格化的存在,也可以是一种境界或状态,还可以是一些理论化或观念性的东西。这种规范往往是通过社会精英的文化创造而形成,通过社会权威系统的教化而确立,表现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某种总体精神或基本理念,以及体现这些理念的具象化的形象。
    确立规范是为了让人们遵守规范。规范的权威性及其起作用的机制,一是靠强制,包括暴力惩戒、舆论压力或利益代偿;二是靠教化,以达到共识,形成信服;三是靠习惯的力量。不管是在规范的制定过程中,还是在其推行实施的过程中,对其合理性的论证和说明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为一定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在相当程度上都以论证和宣传这些社会规范的合理性为主要任务。其论证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宗教的论证方式。这种论证方式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原始宗教的粗陋方式,二是宗教神学的精致方式。原始初民生活活动中的许多禁忌,其权威性及合理性主要是靠着部落首领和巫师与神灵世界或天神的联系来确证,这些禁忌或者被说成是神意的体现,或者是为了敬神、让神满意而设立的。随着国家的出现,国王、皇帝被宣扬为“真龙天子”,以一些祥瑞、异兆来附会证明,于是他们依照上天意志颁布的法令、确立的规矩,自然也就是合理的,必须遵守而不能违背。在精致的宗教神学出现之后,上帝、主、安拉等被看做既是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人间秩序和规则的制定者,所以,圣经中的戒律、古兰经的教导甚至宗教教廷颁布的各种教条,直接地被当作是人们行为必须遵守的规则。无论是政教合一还是政教分离,宗教教义和教条都被说成是人世间各种规范规则的理论依据,人间法必须与神的法相一致。
    第二种是自然法理论的论证方式。自然法是西方的概念和说法,在中国则称为“道”,“道法自然”,也有称为“天理”的;说法虽不尽相同,但基本的理路是一样的:以自然的法则为人世间规则的根据或根源。持这种方式的论者,强调社会与自然界的统一性、人性与物性的一致性,或是以人所认识到的自然规律的“实然”来论证人的行动的“应然”,或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以合乎这种本性来论证社会规则的合理性,或是直观地拿自然之则来比附社会规范,如以天高地低(天尊地卑)说明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的等级规则的合理性。就其否定宗教的人格神创世说的一面来说,自然法理论的论证方式具有某种历史进步意义,因为它毕竟是立足于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而不是用超自然的原因来进行解释;但就其忽视或抹杀人定的规则与自然的法则的质的差别来说,它对于这些社会规范的本质和演化规律并未达到合理的认识。
    第三种是人本主义的论证方式。人本主义作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思潮,派系众多、表现殊异,理论观点也不一致;但就其基本的共同方面说,是直接批判和否定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神本主义和禁欲主义,以人性反对神性,重视人们的世俗生活需要的正当性。康德从哲学理论上总结人本主义的成果,可算是一大代表。如果说宗教神学传统与自然法传统是论证规范合理性的两大传统范式,而两者都立足于外在的某种东西,属于外缘论者,那么到康德则来了一个反转,即他自称的“哥白尼革命”,认识论方面如此,在道德和规范问题上也如此。康德立足于概念的唯心论,主张法的人为性:人不仅为自己立法,也能为自然立法;一句话,一切法则、规范、规律都是人制定的,是人依据一定的原则而确立的。这个原则就是所谓的“可普遍化”原则:在认识方面是“范畴”,范畴保证了知识的普遍性有效性;在道德方面,则要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康德,第30页)。这是由人的善良意志对自己发出的“绝对命令”,也是对任何人都能适用的具有普遍合理性的规律。在康德看来,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人的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并不是因为它能够为所欲为,而是因为它的本质是理性;也只有理性才能为自己立下行为准则,这便是自由意志的规律,是人类精神现象和行为的普遍必然性的规律。康德的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在现代的诸多思想家如罗尔斯、哈贝马斯那里,尽管他们用“契约”、“商谈”取代康德的简单“外推”逻辑,但作为其基础的仍是那种同质的原子式的个人及其相同的理性。就康德反对宗教神学和自然法理论从外部原因论证规范的合理性,将重点放在对人的活动自身规律的考察来说,其思想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他混淆了规范与规律的本质性差别,以揭示规律的普遍有效性的方式来论证规范的普遍合理性,这就决定了他的思想中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
    第四种是理想主义的论证方式。这种论证方式的特点是先设立一种理想的人格形象,如先王、圣人、君子等,或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如理想王国、天国、上古之世等,作为人生的或社会发展的目标,然后以有利于实现这种目标作为规范的合理性的根据。所以这种论证方式也可叫作目的论的论证方式。人的个体性和族类性的矛盾,一种表现就是现实性与理想性、实存性与超越性的矛盾:现实的生活、实存的状态总是不完备的,于是便有了超越现实的冲动,设想出一种理想的人格状态和社会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是未来的,也可能是历史上曾有过的,它们是现在的人们意欲趋近和效仿的榜样。理想主义的论证方式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以某种理想作为社会规范的根据或目的。实际上,无论是宗教神学的论证、自然法理论的论证还是人本主义的论证,其中都能发现某种理想主义的因素。
    第五种是功利主义的论证方式。功利主义总体上可以看做是理想主义的对极,它注重个人的感觉和现实经验,以个人的快乐感觉为善的源泉或最终根据,认为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公共利益本质上不过是无数个人利益中的共同部分。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无论是道德规范还是法律规范,都是保护个人利益、增加公共利益的工具性存在,因此对其在解决现实交往中的问题的效用比较关注,从规范的有效性的角度来理解其合理性问题。换言之,合理性问题实际就是一个效用大小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具有一定的相同性或相通性,都对规范进行工具论的理解,注重其实际效用而不是超验意义。应该说,它们对理想主义思路的反拨具有很大的祛魅作用。制度经济学从经济学角度来实证地研究制度(规范)的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相互竞争、扩展和替代等,不能说与它们的影响没有关系。
    三
    上文所说的价值是规范的工具性价值或效用价值,合理性也即韦伯说的工具理性意义的合理性。既然规范要作为对于某些价值的“规定”承担起“赋值”的功能,便需要进一步寻求自身的根据,或韦伯所谓的“价值理性”的合理性,亦即价值正当性。对规范合理性的论证都是在这个层面起作用的,以形成某种“模范性”规范作为自己的任务。这个领域主要是思想家活动的领域:由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当然,这种“摆脱”只能是相对的“摆脱”,思想家们毕竟也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是受着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交往方式的发展水平、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的。这既决定了他们必然地受到该时代的局限,也决定了他们的这种有局限的思想有很深的社会基础,能够获得当时人们的广泛认同从而发挥作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上述的那些论证方式一方面存在着理论上的偏误,比如,它们都体现着某种还原主义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特征,都认为存在着某种起最终决定作用的东西,这种东西也是社会规范之合理性的最终根据或来源,如上帝、“道”、理性、理想、个人利益等等,而只要发现或找到了这种东西,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合理性问题;但在另一方面,这些论证又确实为当时许多人所认同,比如宗教便因为神学家们的论证和宣传,为许多人所信仰,对于遵守那些规范起到很大的作用。
    各种社会规范在本质上是作为某种社会公共性的标准而存在的,都具有某种超越个人需要、个体性的价值标准的意义,表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但在思想家们那里,由于脱离实际生活过程,不懂得“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参加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页),因此,为了论证只有这些普遍意义的价值才是真正的价值,他们便或者否定个人利益和个体性价值,表现为一种整体主义、禁欲主义,或者只承认个体、个人利益的真实性,试图把共同利益还原为个人利益,表现为一种个体主义、个人主义。如果说在各个民族国家都还在孤立的地域自行发展的前现代时期,这种矛盾在民族文化中还不太突出,主要表现为各种宗教为争夺信众而产生的这种普遍主义(教义)与那种普遍主义(教义)的战争,那么在国际交往普遍化的世界历史时代,各种民族文化都在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普遍主义与普遍主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战争使这种矛盾凸显而且泛化开来。近年来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就是明显的例子。
    纵观对社会规范的这些论证方式,可以发现它们总是与一定的立场、价值取向结合在一起的,其间贯穿着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基本倾向:一种就是整体论的或整体主义的倾向,这在宗教神学的论证中表现得很突出;另一种则是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倾向,这在人本主义的论证中体现得很清楚。而自然法理论、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论证,都既可以用来支持整体主义,也可以用来支持个人主义。比如有的思想家用自然的等级(或是自然物的等级,或是人的自然禀赋的等差)论证社会等级之于社会整体秩序的必要性,在他们那里,理想社会就是等差有序、各安其位的社会;而有的思想家则立足于自然平等、天赋人权批判等级制的不合理,论证保护个人权利之于社会秩序的目的性意义。总体上看,在前现代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与前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国家被神圣化并且控制一切,所以整体主义倾向占据着主流地位;而在市场经济成为主导性生产方式后,财富的源泉从自然和客体方面转向劳动和主体方面,普遍的社会交往也使得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步觉醒,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则成为主导性的倾向。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就是与这种情况联系在一起的。
    上面的讨论说明,一定规范具有的合理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史地变化的。随着交往主体和交往方式的变化,交往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也是不断发展的,这就决定了规范的合理性具有历史性。前现代时期以维护等级制秩序为核心的交往规范,曾经具有自己的合理性,而在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自由平等的交往方式成为社会主导性的交往方式之后,前现代时期的那些交往规范就失去了自己的历史合理性,代之而起的是与自由平等原则相适合的契约性规范。现代性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契约精神,平等、自由、权利、民主等都与这种契约精神联系在一起,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的公正性也只有从契约的角度才能获得合理的理解。独立的主体之间只能通过平等的对话、谈判、协商来确立一些规范:规范也就是一种契约,它内在地包含着不同主体的共识和认同,以此作为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社会方式,才可能被普遍认为是合理的。离开这一点,或者是把自由、平等等本属于现代的观念当作是亘古不变的永恒的东西,或者是在阶级性、民族性的名义下否定自由、平等等观念的普遍合理性,都是抽象的片面的。
    马克思主义以实践性和历史性的观点揭露了过去的思想家们脱离实践和实际生活的缺陷,揭露了他们的理论的非历史性或超历史性,从而超越了以往各种关于社会规范合理性的论证方式。马克思坚持以现实的个人作为观察问题的出发点,以实践观点和利益分析方法作为基本的分析方法,站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立场上,既揭示了现代性社会的深刻矛盾,又探讨了现代性矛盾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必然性及其路径,既批判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肆虐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又肯定了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生产力、全面的分工和合作体系、普遍性交往以及在这种基础上的人的政治解放对于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意义。他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历史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吸取了资产阶级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而又克服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待这些基本价值理念方面的虚伪性、形式主义的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既属于现代文明,又是其中最具有超越性和长久生命力的部分,因此,它所秉持的基本价值理念,它对于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的理解和规定,必然是最具价值正当性和普遍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康德,1960年:《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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