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风: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

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 时间:2014-10-10
  

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的环境哲学,与当时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凸显休戚相关。环境哲学对现代工业文明何以导致空前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进行了反思,其思想触角已伸至哲学的各个层面或分支。但此时的西方哲学已不可能被任何一种哲学范式所主导,于是,西方环境哲学也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其中,源自大地伦理的自然主义的整体主义(以下简称整体主义)尤其值得关注。它对现代性提出了全面挑战,表现出彻底颠覆现代性的姿态,如克里考特(J. Baird Callicott)所言:理论环境哲学是革命性的;它挑战庄严的现代西方哲学传统之最受珍视的假定,而现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就奠基于这些假定。但是,它又不同于把人们引向虚无主义深渊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因为它在大刀阔斧地破除现代性观念的同时,也力图绘制一幅新的思想地图,以便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本文将集中阐述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并沿着自然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思路,提出笔者自己关于未来哲学和文明的看法。

一、挑战现代哲学

现代性即源自欧洲启蒙的力倡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其基本思想涵盖唯物主义(机械论世界观或物理主义)、独断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观,其社会改造或建设目标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市场化、理性化(指社会管理)、世俗化等。

现代性内蕴的世界观(自然观)与牛顿物理学有内在的关联。牛顿物理学所直接支持的世界观就是机械论世界观。今天距牛顿物理学的诞生已有300多年,但机械论世界观仍有巨大的、顽固的影响惯性。它只是换了一种表述形式,改称为物理主义(physicalism)。物理主义是一种关于世界之本性的观点,它断言,万物皆是物理的(physical)。当代西方哲学家斯托尔嘉(Daniel Stoljar)说:物理主义不是什么先验命题,否认物理主义不会导致什么概念或逻辑错误。物理主义在现代学术中的地位更像当年进化论和大陆漂移说的地位,如著名物理学家费尔德(Hartry Field)所言,它作为一种高层次经验假说(a high-level empirical hypothesis)而发挥作用,没有任何实验证据能迫使我们放弃这种假说。那些否认物理主义的人们没有犯什么概念错误,但他们不仅公然违背了科学,也公然违背了受科学支持的常识。可见,物理主义已被当成一种受科学支持的常识性的世界观。背离了物理主义常会被指责为陷入了神秘主义。

物理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只关乎本体论,实则深涉认识论、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说万物皆是物理的,意指万物都不过是由物理学所揭示或描述的各种物理实体(physical entities),如基本粒子、场、物质、反物质等,构成的。这种观点通常乐观地设定,大自然的一切奥秘(上帝创世的最后秘密)终将随着物理学的进步而被人类所揭示,大自然没有什么神秘性。物理主义预设了源自古希腊原子论的还原论。还原论认为,万物都由某种或某几种基质所构成,现代物理主义认为,构成万物的基质就是基本粒子、场等物理实体。如果发现了关于基本粒子、场等物理实体的基本规律,就把握了自然的终极定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伯格说:知道了这些定律,我们手里就拥有了统治星球、石头和天下万物的法则。显然,物理主义支持人类征服自然。

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反对物理主义世界观,它以生态学、量子物理学等新科学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曾任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1997—2000)的美国哲学家克里考特是整体主义环境哲学最杰出的代表。克里考特指出,经典西方科学一直预设,在本体论上,客体是第一性的,而关系特征是从属的,但生态学颠倒了这种关系。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生态关系决定了有机体(生物)的本性,而不是有机体的本性决定了生态关系。一个物种是其所是就因为它业已适应了它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niche)根据生态学和新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理论)过程先于实体,而能量比物质更具有根本重要性用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语言表达一个反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思想就是……关系先于关系中的事物,由这些关系交织成的系统性整体先于它们的构成部分。克里考特引用耶鲁大学生物物理学家摩罗维茨(Harold Morowitz)的一段话说明实体对关系的依赖:由这种现代[生态学]的观点看,每一个生物……都是一个耗散结构,也就是说它并非凭自身而持存,却只作为系统中连续的能量流动的结果而持存……漩涡就是由变化中的水分子群构成的一种结构。它并不作为西方经典意义的实体而存在;它之所以存在只因为它是河流中的水流。在同样的意义上,构成生物体的结构也是不断伴随着分子变化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实体,它依赖于旨在保持形式和结构的不断的能量流动……由这种观点看,个体的实在性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存在,而仅仅作为这种普遍流动中的局部摄动而存在。

在克里考特看来,存在于生态过程中心的一个核心的、明显的事实是:能量,自然经济的硬通货,从一个有机体流向另一个有机体,它不像铸币那样从这一手流向那一手,但可以说从这一胃流向那一胃。吃与被吃,生与死,这就是生命共同体的忙碌。克里考特所说的生命共同体就是利奥波德所说的大地共同体,也就是生态系统或大地。

这让我们想到与原子论、还原论和本质主义相对的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万物皆处于流变之中,你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当你听说所有的生物机体都不过是能量流动的暂时结构时,你会说这种自然观是唯能论的,它非但不是对物理主义的拒斥,而恰是物理主义的一种表述形式。但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吃与被吃,生与死,这就是生命共同体的忙碌这句话上,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而不是死的物体(物理实在)的集合。大地共同体和各种生态系统都是在自然进化过程涌现出来的超级有机体(superorganism),它们不可能被还原为各个部分的总和。(11)换言之,大自然是一个活的整体”(a living whole),是一个忙碌的共同体(12)可见,以生态学和新物理学为基础提出的新自然观的要点在于生机论或生成论,而不是唯能论。它告诉我们,试图去寻找构成万物的基质宇宙之砖是徒劳无功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随时都有新事物产生(涌现),也有旧事物死亡。试图采取本质主义的路径,而力图把流变的现象归结为不变的本质和形式,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流动变化的,能量流动的形式与结构也是不断变化的。

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的自然观与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普利高津概括的自然观不谋而合。普利高津曾说:大自然确实涉及对不可预测的新奇性的创造,在大自然中,可能性比实在性更加丰富。”(13)说大自然具有创造性,即指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这种自然观显然也是生机论或生成论的。生机论强调具体语境中的事物,而不像物理主义那样试图揭示万物的本原(或始基),容易陷入与现实生活无关的玄奥空谈。

彻底的物理主义还把一切存在物和现象——包括人的心灵及其功能——皆归结为物理现象,例如,彻底的物理主义者相信,心理现象归根结底是由物理实在决定的,他们试图通过神经生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人工智能的途径,去揭示人类思维的物理机制。但他们无法让大部分人文学者接受这种彻底的还原论。对哲学和人文学影响至深的是源自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现代二元论承认一切非人自然物都是物理的,但不承认人的心灵也是物理的。换言之,现代二元论坚持主体与客体的严格二分:有理性的人是主体,而一切非人存在者是客体;主体性(心灵)是道德与价值的基础或源泉。

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的自然图景中,主客体的区分不是完全被取消了,而是被淡化了。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只在特定语境中才是有意义的,主客二分不能严整周延地划分宇宙万物。另外,整体主义强调关系先于实体,由此去除了二元论所依赖的实体论。

主客二分与第一性质、第二性质和第三性质的划分密切相关。根据洛克的界定,客体的第一性质是其质量、位置、速度等,第二性质则是其颜色、滋味、气味等,第二性质的产生依赖于第一性质对意识的作用。洛克还引入了第三性质(tertiary qualities),指一个客体影响其他客体的因果性功效,例如火熔化蜡。第三性质后来被亚历山大转用来指客体的价值属性。这样一来,客体的运动状态就是其第一性质,其气味就是第二性质,其美丽就是第三性质。(14)客体的第二性质和第三性质均依赖于主体意识。

克里考特认为,新物理学实际上已消解了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严格区分,电子的位置和速度都只是在各种实验情境中的潜在属性,正如苹果的颜色和滋味是依赖于眼睛和舌的潜在属性。哈佛大学昆虫学家威尔逊及其同事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感受价值的能力就是我们适应环境的一种能力,和我们看视和品味的能力一样。环境哲学家罗尔斯顿则令人信服地证明,客体的价值,既依赖于客体的属性,也依赖于评价主体的心理构成。于是,亚历山大的第三性质和经典科学的第一性质都向第二性质靠拢了。所有性质都被看作第二性质,但这并不设定截然分明的主客二分,不认为它们或者存在于客体一边,或者存在于主体一边,只意味着它们是潜在的和偶极性的(dipolar),其实现依赖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现实中的实在都是两种互补的潜在性的后果,这两种互补的潜在性就是:善于接受且活跃的意识和令人激动且容易激动的物理充实(physical plenum)。于是,质量和位移,颜色和气味,善与恶,美与丑,都同样是在和我们的关系或和其他类似的有机体的关系中得以实现的潜在性。(15)当普利高津说大自然中的可能性比实在性更加丰富时,他支持了克里考特的观点。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就是潜在性。

在这里,意识(或主体)的作用似乎得到高度肯定,即所有事物的所有属性都依赖于意识。但整体主义所谈论的意识已不是笛卡尔所说的作为一种独立实体的意识,更不是连上帝和地球的存在都必须获其认定的意识,(16)而是依附于有机体且依赖于生态系统的意识。(17)

摈弃了严格的主客二分也不意味着无需任何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在特定语境中,主体与客体的相对区分是必要的。例如,有时我们需要区分认知者(主体)与被认知者(客体),评价者(主体)与被评价者(客体),等等,在日常交往中,我们也需要区分主人与客人。

由严格的主客二分还派生了另一个严格的二分——事实与价值的严格二分。事实与价值的严格二分对现代道德哲学影响至深,它构成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色。基于事实与价值的严格二分,现代性发出了一系列思想禁令:不能把应该、事实与价值、真与美善、描述与评价、科学与伦理学、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混为一谈,不能由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也不能用实证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理论去论证伦理学命题,否则就陷入了自然主义谬误。学院派道德哲学家常祭起这一法宝指责新生的环境哲学,因为环境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环境伦理,而整体主义环境伦理有意识地诉诸科学——生态学和新物理学——去论证一种新的道德原则,于是,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常被指责为陷入了自然主义谬误。环境哲学不能不直面这一指责。

克里考特诉诸达尔文休谟的道德情感论去论证,由事实判断可以合理地推出价值判断。(18)休谟认为,理性既非道德的根源,也非道德的基础,道德离不开行动,而行动离不开情感,在严格的和哲学的意义上讲,理性只以两种方式影响我们的行动:或者告知我们存在某物,该物是理性的合适对象,从而激发我们的情感;或者发现因果联系,以提供发动情感的手段(19)克里考特认为,理性对行动的这两种影响都与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支持环境伦理的论证有关。

假如一位家长对其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儿说:你不应该抽烟。女儿问:为什么?家长回答:因为抽烟有害健康。假如这个女孩上过现代哲学课,便可能这样回答:你从是推出了应该,犯了自然主义谬误。如果你不能提供更合理的元伦理学论证,我就继续抽烟。然而,理性(科学)业已发现,抽烟确实有害健康,即发现了抽烟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于是,理性为我们提供了发动情感的手段。与此相关的情感就是我们对健康的珍惜。所以,家长可以把自己的论证表述为:(1)抽烟有害健康。(2)你对你的健康事实上持一种积极态度。(3)所以,你不应该抽烟。克里考特说:这是由是陈述(is-statement)到应该陈述(ought-statement)的完全合法的推导。这或许不是最严格逻辑意义上的演绎,但即使根据休谟自己的标准,也算是令人信服的实践论证(practical argument)”(20)

环境伦理完全可用同样的方式获得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支持。(1)包括生态学在内的生物科学揭示:(a)有机的自然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b)人类是有机连续统一体(the organic continuum)中不享有特权的成员,(c)自然环境支持生命的功能依赖于它的完整和稳定,滥用环境会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和幸福。(2)我们人类共同珍惜人类生命、健康和幸福。(3)所以,我们不应该以排放有害废物和灭绝物种的方式破坏自然环境的完整和稳定,也不应该对自然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有任何其他的冒犯和扰乱。(21)简言之,我们对我们是自然事物而且我们属于生命共同体这一事实的觉知为推导大地伦理的首要价值提供了直接通道(22)不存在自然主义谬误

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框架中,没有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也没有物理学与伦理学的截然区分,克里考特认为,物理学和伦理学……都同样是对自然的描述(23)分析哲学家普特南用精细的语言分析的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事实与价值是相互渗透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语言词汇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认为语言的微小部分就足以描述事实,就会发现即使在单个谓词层次也有事实与价值(包括伦理、美学以及其他各种价值)的深刻纠缠(24)普特南认为物理学也渗透价值,伦理学并非只是主观的情绪表达,在物理学和伦理学之间存在连续性。

消解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不仅为大地伦理的论证提供了条件,也瓦解了现代伦理学的基石。现代伦理学企图与实证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截然分开,以守住价值论的独立堡垒,结果是,它既无法确保伦理学的知识地位,又无法确保道德规范的有效约束力。

价值观奠基于世界观。现代西方主流价值观无疑是个体主义的,而大地伦理主张整体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体主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整体主义环境哲学正掀起一场伦理思想或道德哲学的革命。(25)

如前所述,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在本体论上强调关系先于实体,强调整体(生态系统或大地共同体)对个体的决定性作用,由此瓦解了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本体论基础。环境伦理学中的动物权利论沿袭现代个体主义的思路,力图赋予所有动物个体以生命权、身体完整权和行动自由权,即把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平等的个人权利扩展到所有动物。(26)但从源自生态学的大地伦理的立场看,动物权利论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将是灾难性的。吃与被吃,生与死,就是自然界的自然景象。所以,大地伦理把自然界的这种不平等(如狮子吃羚羊)肯定为好的,值得保存的。个体成员的生命权概念与生命共同体的结构是不相容的,所以,大地伦理不授予个体以生命权。(27)

大地伦理的道德命令是:一件事如果有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错误的。”(28)显然,这一命令与个体主义价值观针锋相对,它重点保护的不是个体权利,而是共同体的善。如克里考特所言,把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当作至善的环境伦理不授予植物、动物、土壤和水之外的事物以道德地位。相反,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善才是评价其各个构成部分之相对价值和相关地位的标准,且提供公平判决各个部分之需求冲突的手段(29)即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价值都依赖于它对大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贡献,就此而言,一只梅花鹿被一头饥饿的狮子吃掉是合理的。

大地伦理的这一革命性观点基于以下直觉:伦理源自人类群居的需要,而非先验的理性。如利奥波德所言,迄今为止,进化而来的伦理都奠基于一个前提:个体是由相互依赖的部分所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30)。正因为对个体与整体之关系的理解不同,大地伦理对伦理本质的理解也与现代西方主流道德哲学的理解截然不同。现代西方主流道德哲学设定,伦理与政治的首要目标是保护个人权利,而权利就是做正当事情的自由,可见,伦理与政治的首要目标就是保障个人自由。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在罗尔斯所表述的正义原则之中。(31)但利奥波德说,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伦理是对生存斗争中的行动自由的限制”(32)

这种把共同体的善置于个体权利之上的伦理思想自然会遭受最严厉的反驳和抵制。囿于现代性视域的人指责大地伦理会导致环境法西斯主义(33)但这种指责并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克里考特说,大地伦理只是补充了而不是取代了自古至今的社会伦理(包括现代保护人权的伦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应确立大地伦理的二阶原则(second-order principle)以协调保护人权和保护大地共同体的冲突。所谓二阶原则即:(1)较古老、亲密的共同体内的义务优先于较晚、非人类共同体的义务。(34)(2)由较强利益决定的责任优先于较弱利益决定的责任。

根据(1),当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野猪伤害儿童时,应该优先保护儿童。根据(2),当你邻居的孩子正遭受饥寒之苦而你自己的孩子却要买昂贵玩具时,你救助邻居孩子的责任就重于你满足自己孩子的愿望的责任;当开发一片湿地会灭绝一些或某个物种,而开发的理由仅是某地原本富裕的人们想过更加富裕的生活时,保护湿地的责任就重于满足人们想过更富裕生活的愿望的责任。克里考特认为,通过对具体情境的分析判断,大地伦理的二阶原则能明确指示人们如何作出正确选择,而又不陷入环境法西斯主义(35)

克里考特的辩护预设了文化与自然的相对区分,他要求我们在人类共同体内部遵守人权原则,在协调人与自然物的关系时遵守大地伦理的原则。当保护人权与保护生物个体发生冲突时,优先保护人权,但当保护生态系统与满足人们的奢侈欲望发生冲突时,优先保护生态系统。值得注意的是,人权原则是产生于现代文化的道德原则,而非先验的道德原则。(36)

但克里考特的整体主义似乎不承认个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个体离不开整体就完全抹杀个体的相对独立性。个人当然不能脱离社会和文化,每个人都只能在特定语言、文化共同体中生存,同时每个人又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心理倾向和思想倾向。我们不能把一个社会理解为严格意义上的超级有机体,似乎某些人只是超级有机体的手,另一些人只是超级有机体的脚,如此等等。个体与整体始终处于互动之中,整体塑造个体,个体也反作用于整体。

二、对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的补充

现代性最深层的信念是独断理性主义,但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中,缺少对独断理性主义的深刻批判。独断理性主义最初源自西方知识探究传统对认知之绝对确定性的执著追求,而1718世纪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的唯理论则为其直接理论来源,西方启蒙和现代科学都深受其影响。唯理论主张:(1)对来自感官的意见要谨慎,理性的正确使用能使我们获得超越幼稚常识世界观的进步。(2)宇宙是个有秩序的体系,宇宙中的一切原则上都能为人类理智所认知。(3)具有内在清晰性和确定性的数学是有充分根据的统一知识体系的典范。(4)自然界的万物都处于必然联系之中,科学和哲学只能通过把握这种必然性而确立其真理。(37)这些思想至今仍有很大影响。英国研究唯理论的专家柯廷汉姆(John Cottingham)说:这些信念没有一个明显地显得过时了,或显得荒唐了;相反,它们在现今大部分科学和哲学思想中仍占有重要地位。”(38)毋庸置疑,这些信念对中国学术界(既包括自然科学界也包括社会科学界)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当代学者对信念(2)(3)的表达更加乐观。巴罗(John D. Barrow)在《不可能性》一书中写道:当代物理学理论要我们相信大自然只有少得惊人的几条基本定律(fundamental laws)。但这些定律所容许的不同状态和结构似乎有无限多种——正如棋类游戏只有很少几条规则和若干棋子,却可玩出无限多种花样。”(39)这便是大自然之多与一的统一。物理学家非常自信:在他们已发现的力中没有遗漏什么。(40)新的发现正不断涌现,对复杂组织结构的产生及其与环境的协同进化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这种趋势将沿着一定的路径而最终趋于对可能存在的一切复杂性的完全理解。(41)

独断理性主义继承了唯理论的传统,其基本信念可概括为三点:

(1)大自然是有秩序的,大自然的秩序完全可被人类所把握。此信念是完全可知论。

(2)自然现象是多样的,甚至是复杂的,但制约(甚至决定)自然现象的基本定律是简单的。自然秩序总体甚至就是一个数学公理体系。正确把握(描述或表征)自然秩序的科学知识构成一个严整的逻辑体系。(42)此信念是统一知识论。

(3)世界万物都是由现代物理学所述说的物理实在——如基本粒子、场(也许还有反物质、暗物质)等等——构成的,除物理实在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人脑就是我们在宇宙中遇到的最复杂的事物。”(43)但在本体论层面,独断理性主义可采用计算主义,计算主义宣称: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计算系统!”(44)而计算主义是柏拉图主义形式论的复活,且与科学统一论相通。

如果独断理性主义在本体论上舍弃了物理主义而采取了计算主义,那么它就可简括为完全可知论和统一知识论。

独断理性主义的当代表述形式就是科学主义,即科学是统一的,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自主的进步方向,科学正按其内在逻辑无限逼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科学进步是绝对的好事,是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志。科学主义就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着力批判的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灵魂。极端现代主义是一种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强烈的(甚至可以说是僵化的)信念,与西欧和北美大约始于1830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工业化过程紧密相连。其核心就是对持续线性进步、科技知识发展、生产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人类需求满足的上升,以及与对自然规律科学理解的增长相应的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能力的增长的超强自信。所以,极端现代主义就是关于科技进步如何应用于——通常通过国家——人类活动所有领域而惠及人类的全景幻想(45)

极端现代主义主张技术进步的方向就是无限扩大人类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能力,或无限扩张人类的征服力。显而易见,独断理性主义直接支持无限扩张人类征服力的现代科技。

在现代性思想框架内,独断理性主义受到自由主义的热烈拥护,是其精神支柱。长期以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自然资源是无偿的,最先发现某种自然资源(如煤或石油)及其使用方法的人,会竭力垄断这种资源或该资源的使用技术,但自由竞争终将使这种资源及技术成为人类共有的。(46)大自然有无限多的可供人类无偿使用的资源,科技进步能让人类付出的辛劳越来越轻,而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各种物品会变得越来越便宜,物质财富会充分涌流,由于大量付报酬的人类劳动已由大自然的无偿力量所负担。这是被消除的价值,不必再付给报酬,它在竞争的作用下被共同和无偿的使用替代了(47)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深信,生产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根本途径。要生产,就必须把所有的能力都投入到征服自然中去。”(48)随着征服自然的科技的进步,一定数量的劳动提供了日益增大的使用性,每个人能在不剥夺他人的情况下实现超出他的努力能得到的消费量(49)他们相信,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在自由竞争的世界里,人们的劳动强度在日益减少,人们满足和消遣的范围一代比一代扩大,人们的体力、智力和道德水平在不断提高(50)简言之,科技进步加上自由竞争,就能创造出人间天堂。独断理性主义和极端现代主义所形塑的文明就是正在全球扩展的现代工业文明。

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科学统一论和物理主义无法得到合理证明。人类应该相信大自然是有秩序的,但却不能断定人类可通过科学探究而完全把握自然的一切奥秘;人类在认知过程中不得不做各种简单化的假设,数学也是重要的认知工具,但不能由此而认为自然本身也具有逻辑(或数学)简单性;还原论能够指导科学家在特定领域取得特定成果,但不能因此而认为万物皆可还原为某些基质算法语言基本数学结构。独断理性主义之所以被认为是独断的,就因为它包含这些独断信念。

克里考特和普利高津已充分反驳了物理主义自然观。库恩之后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也隐含了对完全可知论和统一科学论的否定与摈弃,但这两论的错谬、要害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误导尚未得到彻底揭示和充分凸显。

完全可知论预设:(1)人类能就何谓、何谓知道达成共识,或可以清楚明白地定义知道,且不会就这种定义产生严重分歧。(2)如果不能说人类可在任何历史时刻尽知自然的一切奥秘,或破译上帝创世的最后秘密,则可设定,人类知识是在一个逻辑体系或语言框架内不断积累的,人类知识进步体现为科学知识向绝对客观的知识体系的汇聚,(51)虽不能在任何时刻尽知自然的所有奥秘,但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将无限逼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否认这一点就陷入了不可知论,而不可知论是荒谬的。

事实上,只有哲学家才会认真追问何谓、何谓知道,真理论和认识论的著作已汗牛充栋,却不能从中辨析出一个让所有哲学家都接受的理论。科学家并不关心以及知道的定义问题,他们只是按一定科学传统或范式进行科学研究。例如,一个科学假说若能获得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的反复验证,就会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我们需要抛开哲学家争论不休的真理论和认识论问题,而直接追问,现代科学进步是否真的在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或符号体系内无限积累,从而无限逼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

对此,库恩以及许多科学史家已给出了明确的否定的答案。为了维护完全可知论,人们认为,伽利略、牛顿等人创立并逐渐完善的经典物理学纠正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部分错误,并在此前提下扩展了真理(或真知识);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纠正了经典物理学的部分错误或误差,并由此扩展了真理;未来的科学又将纠正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部分错误,再进一步扩大真理,科学就这样无限逼近对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真理(或真知识)就这样在一个体系内无限积累。但库恩描述的科学史并非真理积累史。

完全可知论所依赖的关于科学以积累真理(或真知识)的方式不断进步的观点预设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有一种检验各种假说是否为真的客观程序,当科学家面临根本对立的两种假说(如地心说与日心说、燃素说与氧化说、波动说与微粒说,等等)时,他们只要诉诸这种检验程序,就能选出正确的(真的)理论,排除虚假的假说。这一检验程序是一种中立于被检验假说的程序。检验过程就相当于一个逻辑推理和计算过程。这种中立的算法只涉及纯形式的逻辑和来自观察和实验的客观数据。但库恩以其细致的科学史案例分析证明:没有什么理论选择的中立算法,没有这样的系统决策程序,它一旦被应用得恰当,就可引导科学家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得出相同的结论。”(52)汉森等人关于观察渗透理论的论证也支持了库恩的结论。

所谓的科学进步并非表现为科学真理在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框架(或语言框架)内的不断积累。毋宁说科学的演变是:前科学——常规科学(形成了科学范式)——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范式)。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牛顿物理学是根本不同的物理学,牛顿物理学和相对论以及量子理论也是根本不同的物理学。忠于不同科学范式的科学家也许运用相同的语词(如质量、速度、加速度等),但他们使用语词的方式却完全不同。面对相同的感觉现象,他们可能会发现各自的描述和概括竟然不相容。(53)在历经革命的不同科学范式之间,区别甚至对立决非仅限于语词的使用,其内蕴的科学方法和世界观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不同的科学范式是不可通约的,不存在任何公平的尺度”(即所谓中立算法”),来客观衡量各自的优劣。不存在一种客观程序,以保证科学家把旧范式内的所有真命题都整合到新范式中,同时又排除旧范式的一切假命题,从而保证科学以不断积累真理的方式进步。

库恩说,我们已深深地习惯于把科学看作不断接近自然所预先确立的某种目标的事业那么[科学]需要任何这样的目标吗?难道我们不能根据任何给定时间知识的共同体状态,用进化的观点,既说明科学的存在,也说明科学的成功吗?设想存在唯一一种对自然完全、客观、真确的说明,而对科学成果的适当衡量就是它使我们更接近那个终极目标,真的有好处吗?如果我们学会用从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出发的进化(evolution-from-what-we-do-know)去替代朝向我们希望知道的东西的进化(evolution-toward-what-we-wish-to-know),若干恼人的问题就会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消失。&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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